他心中十分清楚：曾国华永远是自己的同胞兄弟，无论何时何地，他都会永远地爱护这个弟弟！
国华入嗣时，三叔摆了几桌酒席以示庆贺。散席的时候，曾国藩与国潢、国荃、国葆回到了“黄金屋，”国华留在了新家。这本来是件喜事，可是，曾国藩心里突然有些酸酸的，不过，他没有表露出来。他生怕惹母亲再次落泪。
无论如何，生离总比死别好得多！
曾家有悲也有喜。
送走了国华，曾国藩便要考虑送国芝了。如果说道光十九年正月满妹与儿子之死是令曾国藩最悲痛的事情，那么三个月后，从湘乡梓门桥传来的消息则是令他最高兴的事儿了。
这年春天，国芝未来的夫婿朱咏春考上了举人，郎才女貌、门当户对，这门亲事便定了下来。曾国藩给同窗好友朱尧阶写了一封信，信中表明了曾家的态度：只要男女双方合“八字，”其他的事情都好商量。曾家嫁女不要彩礼，不讲形式，只求国芝日后生活幸福美满。
朱家也是这个意思，两家意见一拍即合，朱咏春与曾国芝的婚事便提到了议事日程上来。大姐国兰与大妹国蕙的婚事皆由父亲做主，她们婚后都不幸福。所以国芝的婚事，曾国藩不让父亲多操心，他要亲自操办婚事，为二妹找一个好人家，并把她高高兴兴地嫁出去。
朱尧阶来了，他带来了一百两聘金，还带来了朱家的意见：大婚吉日可否定在秋天？婚礼一定要风风光光。
吉日定在秋天，曾国藩没有什么意见。至于婚礼一定要风风光光，他有些不赞成。因为曾家一向反对铺张浪费，前两次女儿出阁都简简单单，这次也没有必要大肆铺张。曾国藩执意不收那一百两聘金，朱尧阶弄不明白曾国藩的意思，生怕回去无法向朱凤台交待，急得他头上直冒汗。
见此状，爷爷曾玉屏打了个圆场：
“聘金可以收下，只不过不能收这么多。我们是嫁女儿，又不是卖女儿，收下十两银子以表达我们的诚意。国芝一旦嫁到朱家，曾朱两家便是亲戚了。若是今天收了朱家重金，今后怎好与朱家往来。”
朱尧阶感谢爷爷从中斡旋，他早就听别人讲起过曾玉屏的为人。说他不贪钱财，人品极高，他对老人十分敬佩。
别人总说老人从不因为长孙有了出息便骄傲自满，也不因为长孙将要做大官而沾沾自喜。当曾国藩点了翰林回家后，前来贺喜之人皆羡慕老人，认为老人今后一定会跟着曾国藩出去享清福。老人明确地告诉大家：
“我们曾家世世代代过着半耕半读的生活，我种了一辈子的田，过得很充实、很幸福。虽然子诚中了进士、点了翰林，能享受荣华富贵。但是，他的事业还有待于发展，我们也不会失其本色。劳动、收获乃快乐之本也，所以，我种我的田，他做他的官，亲情不断即为最大的幸福。我们不会扯他的后腿，更不愿给他添任何麻烦。”
今天看来，老人果真不爱钱财。而且，老人处理事情是那么稳妥、恰当，让别人无可挑剔。既然曾玉屏发了话，曾国藩和朱尧阶还有什么话可说呢！
两个年轻人相视而笑，他们开始商议婚礼细则。曾国藩主张简单一些，朱尧阶坚持不能过于节俭，最后，两个人各让一步，他们便达到了共识。
良辰吉日已定，即道光十九年十月十六日。
日子过得真快呀！夏虫仿佛还在耳边鸣叫，秋叶这便黄了；中秋节的月饼还没吃完，雪里红菜又端上了桌。
妻子江氏身怀六甲，一个月后小生命就要出世了。曾国藩掐指算一算日子，突然间，他心中有些担心了，一连串的问题窜了出来：国芝的喜日就要到了，曾家眼见着又要少一口人。国芝在白杨坪生活了二十一年，嫁到梓门桥朱家，她能习惯那里的生活吗？朱咏春果真如朱尧阶所描述的那么好吗？朱家翁媪对她如何？她单薄、瘦弱的身子能撑起一个家吗？
曾国藩很不放心，他决定亲自去梓门桥“考察”一番——此时悔婚还来得及！
四个姐妹，死了一个，两个不幸福，国芝不能再走两个大姊的老路。在曾国藩的心中，国潢、国华、国荃、国葆很重，国兰、国蕙、国芝也很重、很重。他爱他们，犹如爱自己的眼睛。
十月十四日，曾国藩亲自到了梓门桥朱家，共商大事。按照当地风俗，新娘的兄长是不适宜这么做的，但是，曾国藩做了，而且他工作做得很仔细，生怕有任何疏漏。
当曾国藩到达朱家时，他受到了盛情款待。新郎的父亲朱凤台口口声声称他为“曾大人，”由此可见，曾翰林的地位非同一般。
酒足饭饱之后，朱凤台便向“曾大人”汇报了婚礼那天的具体部署：十五日清晨，由新郎的舅舅率领迎亲队伍（计一百二十人）从梓门桥出发，估计要在黄巢山进午饭，晚上便能到达白杨坪。这样以来，十五日晚需曾家招待一餐，十六日清晨，曾家发嫁。
曾国藩耐心地听完了朱凤台的“汇报，”他觉得如此安排未免太麻烦了。曾家不是招待不起客人，而是没有必要这么迎来送去的。曾国藩向朱家表明了这种观点，他说：
“两家既然结为亲家，就没有必要再讲究什么客套了，我认为喜事可以办得热热闹闹，但没有必要遵循繁缛的礼节。朱家娶、曾家嫁，都是为了一对新人生活幸福美满，若是大肆地铺张浪费、挥霍钱财，于两家皆不利，于一对新人也不利。”
“曾大人何出此？”朱凤台一副虚心讨教的样子。
“铺张浪费要花费银子，自然于两家不利；轰轰烈烈地迎娶也给一对新人造成心理压力，他们像猴子一样被人围观着，不利之一也。再者，他们今后过日子难免磕磕碰碰，一旦发生一点小磨擦，或曰‘你八抬大轿把我抬来的，你八抬大轿把我抬回去’，或曰‘谁希罕你进门，若不是你娘家热情招待我们，我才懒得接你上轿哩’，或曰……这是不利之二也！”
曾国藩说得很实在，朱凤台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曾国藩也笑了。他补充道：“我们是过来人，都明白两个人的结合关键是今后把日子过好，至于婚礼，无非是形式而已。”
朱凤台拍手叫好：“曾大人说得太好了！朱某也有同感。既然如此就按曾大人说的办吧！”他显得十分恭敬而谦虚。曾国藩说出了自己的初步打算：
“梓门桥与白杨坪相去甚远，一日不可能打个来回。干脆，我们来个这边接亲，那边送亲，十六日早上各自从家里出发，两家在黄巢山相见。曾家送亲之人由曾家招待，朱家迎亲之人由朱家招待，你我双方都不会觉得压力太大，而且当天就能完成大事。只是不知你意下如何？”
朱凤台想了想，说：“我这里十六日清晨出发，傍晚新人就能进门，当然是件好事。不过，两家黄巢山相见时，所有客人应由我们招待，曾大人就不要再争了。”
“不！送亲的估计有七八十人，由曾家招待。”曾国藩的态度很坚决，没有商榷的余地，朱凤台不再说客气话了。当晚，曾国藩便住在朱家，他准备明天一早回白杨坪。
这天晚上，他与未来的妹婿交谈至深夜。从朱咏春的谈举止中，曾国藩看到了国芝未来幸福的生活，他发现朱咏春不同于大姐夫王国九，也不同于大妹夫王率五。那二王简直就是混账东西，一个爱赌，赌输了就打老婆；一个会耍赖，口口声声称自己是个病秧子，不管借谁的钱都赖账。
朱咏春，一个温文尔雅的年轻举子，他长相俊美、风度翩翩，既有大家公子的风范，又不失书生之儒雅。此人谈吐不俗，知识渊博，很得曾国藩的欢心。
曾国藩心里想：“国芝妹妹，你好福气！才子配靓妹，你们一定会幸福的！”
十月十五日晚，曾国藩彻夜未眠。
他要仔细想一想明日还有什么没准备到的，力求高高兴兴地把妹妹嫁出去。可是，从十五日下午起，曾家便隐隐约约听到几个人的哭声。首先是母亲江氏低声抽泣，然后是国兰、国蕙、国芝的哭声。不过，她们每个人落泪的“导火索”有所不同。母亲是舍不得女儿远嫁，同时也为女儿的未来担心，所以泪水涟涟。国兰哭自己的命不好，她出嫁的时候家境不好，嫁妆远远比不上国芝的多。国蕙哭满妹，她与满妹感情笃厚，今日之喜事又勾起了她对满妹的怀念。
国芝已是三天没有吃下一碗饭，她舍不得离开娘家，同时也为自己的未来捏一把汗。两个姐姐出嫁后，日子过得都不幸福，她当然对自己的未来也会有顾虑。大哥从梓门桥回来后，尽管他一个劲儿地夸奖朱咏春，她还是有些担心。
“他真的如大哥所，是一个好人吗？他会喜欢我吗？他的父母对我会好吗？出嫁以后，他让我常回来看望爹娘吗？”
一连串的问号萦绕在心头，加之就要远嫁，国芝焉能止住泪水！
十六日这天，天晴得特别好，初冬的阳光依然很灿烂，照在人的脸上暖洋洋的。
曾国藩率领送亲队伍出了山村，爷爷、父亲、母亲一直送到大路口，欧阳氏挺着大肚子跟在后面。曾国藩望了望前方的大路，请求他们别送了，亲人相别，自然少不了哭声，这令他有些不高兴。他眉头一皱，心里想：
“你们哭什么！国芝出嫁是件喜事，为何这般哭哭啼啼？又不是见不到她了。”
“你们哭什么！国芝出嫁是件喜事，为何这般哭哭啼啼？又不是见不到她了。”
其实，曾国藩这次送妹妹真的是兄妹永别了。只不过，他此时连一点点预感也没有！
送走了妹妹国芝，他又迎来了第二个儿子曾纪泽。
曾纪泽生于道光十九年十一月初二，他的出生为曾家增添了不少喜庆气氛。这一年来，曾家经历了生离死别，母亲江氏哭了一场又一场，她的眼泪都快哭干了。纪泽的出世总算让她露出了一丝笑容，母亲还算坚强，她的精神没有被摧垮，曾国藩深深地舒了一口气。
既然头生子曾纪第已去，这第二个儿子即为长子。曾国藩注视着妻子怀中这位刚落地的娃娃，他的心里乐开了花。小娃娃又白又胖，比人家满月的孩子还要大，而且婴儿长得很像他的母亲欧阳氏，也十分漂亮。曾国藩有种预感：这孩子的命相不错，将来有可能成就大事业。给儿子起个什么名字好呢？
此时的曾国藩即将进京做官，若要前途辉煌，必须身受皇帝的恩泽。
“纪泽”——及泽，接近皇帝的恩泽也。
曾纪泽，他比死去的兄长要幸运得多。上天给了他一个漂亮的脸蛋儿、一副强健的身子骨、一位前程似锦的父亲、一位慈爱和蔼的母亲和一段平静安宁的生活。
将小儿紧紧地抱在怀里，曾国藩感慨万分：
“人生在世，多么不容易呀！从一落地起，他就要顽强地挣扎、拼搏，以求生存。随着年龄的一天天增长，他还要遭受一次次磨练，有肉体的，有精神的；有上天抛来的，有人为致使的；一次次的磨难后，他才能一点点长大。运气好的话，他将享受人生；运气不好的话，将无福消受人世间的酸甜苦辣。自古人生为情伤，生死离别伤情怀！
儿子，你要健康地成长，为父将努力创造一片光明的天地，让你和你的弟弟、妹妹们在灿烂的阳光下尽享欢乐。为父就要启程了，一年后让爷爷送你们母子进京，我们一家人和和美美地生活在一起，永远相亲相爱，没有什么力量可以把我们分开。”
曾国藩离开白杨坪的时候，曾纪泽尚未满月。
曾国藩再次辞别爹娘、妻儿，踏上征途。征途漫漫，他要寻求光明的未来。
这次进京，他踌躇满志，怀着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宏伟志愿，决心做一个正人君子，为国效力，也为家庭尽一份责任。
如果说没有四十岁以后的种种行为，曾国藩完全可以成为中国历史上的最后一位理学大师；如果说他一直沿着早年的人生道路走下去，完全能够造就“曾国藩”人格；如果说他一如既往地追求文学创作上的进一步发展，也完全可能成为继李白、杜甫、韩愈等人之后的又一位文学巨匠。
只可惜，这些“如果”都没变成现实。
在京为官十二年，曾国藩脚踏实地地做了一些事情，即使没有成就“曾国藩大业，”至少也造就了具有魅力的“曾国藩人格”。
进京途中，虽遇险阻，但无危险，他经历了一场小小的磨难。他把这场磨难看作是上天对他的考验，他有信心战胜困难，勇往直前！
那一日，父亲曾麟书把他送到了长沙，父子二人在客栈里住了下来。晚上睡觉的时候，他们感到越睡越冷，曾国藩撩开窗帘往外看，原来外面正飘着雪花。他对父亲说：“瑞雪兆丰年。但愿明年又是一个丰收年！”
“怎么？外面下雪了吗？”父亲忧心忡忡。因为，临行之前他就有些顾虑，生怕腊月里大雪纷飞，儿子途中一定会有不少麻烦。
“看来这场雪来得凶猛，才多大一会儿，院子里已一片白茫茫了。”曾国藩也有些担心。不过，他要装成若无其事的样子，免得父亲把他拉回白杨坪。
曾麟书凑到窗前观察外面，看了一会儿，他向儿子商量道：“看这势头，这雪非下个几天几夜不可。我认为你还是跟我回去吧，等明年开了春再上路。”
“不可、不可！明年四月有一次钦试，我必须参加。”
“正月底上路也不迟呀！”
“我必须提前到京，请大学士穆彰阿为我指点指点。若是此时不走，时间会来不及的。”曾国藩向父亲耐心解释着。曾麟书知道儿子视前程为生命，他也不想拖儿子的后腿，于是勉强同意了儿子的意见。
第二天清晨，父子二人踏着厚厚的积雪，艰难地朝渡口方向走去。一路上，曾麟书不住地交待：“若是路上积雪太多，难以前进，你立刻返回。冰雪天行路不但十分艰难，而且危险性也很大，千万不要硬撑着。越往北行，雪越大、天越冷，我们南方人不适应北方的寒冷天气，会冻坏身子的。”
可怜天下父母心！曾国藩心存感激。但是，他不会接受父亲之劝告的，前方的光明与辉煌在召唤他，他岂能轻易退缩！
父亲回去了，曾国藩乘船到了汉口，他打算在汉口住上一夜便继续北上。从汉口出发，到了罗山县境内，雪下得更大了。漫山遍野飞舞着大片大片的雪花，弥漫于空中的雪花使人看不清东南西北。狂风怒号，气温骤降。这种大雪，他只在北方见过，南方地区几乎没有出现过这种恶劣的天气。
曾国藩找了大半天，也没找到一个脚夫，已是腊月十八日，谁还愿意出远门。雪还在下，好像近几日内没有停止的可能性。每前进一步都十分困难，路上几乎看不到行人，河里更没有船只，怎么办？
无可奈何之下，他在罗山县住了下来。这里，地势偏僻，人烟稀少，既无亲戚，也没朋友，他一个人好孤单。暂时的孤单并不可怕，怕的是一旦住下来，更走不掉了。
五、六天后，雪总算止了。曾国藩的心中更凉，这么大的雪，交通早已阻断，他根本无法前行，看来只有在这陌生之地过年了。年并不难过，人家放鞭炮，他听炮声；人家吃年夜饭，他闻一闻饭香；人家带着老婆、孩子逛庙会，他揣着银子闲溜达。他向当地人打听为何见不到往来车辆，人们告诉他不到正月十五，是没有人肯出门跑车的。
曾国藩不禁叫苦连天：“我的妈呀！天已放晴，为何还要等到正月十五以后才有车子？”
一位热心肠的人告诉他：“正月十五以前出行不吉利，谁肯出车呢！不过，你如果肯出五两银子，有位老汉不在乎吉利不吉利，反正他光棍一条，不怕折了谁的福。老汉有辆破旧牛车，破是破了些，把你送出山口还没问题。”
“什么新牛车、旧牛车的，能坐上它赶路就行。”曾国藩满口答应出五两银子，他雇下了破旧牛车。
当老光棍汉赶着老牛走近时，曾国藩心里犯愁了：这车子哪儿是什么破旧不破旧的问题，它分明就是能不能上路的问题。你看那大车木轮子，因年久失修都磨得不见铁钉了，车板更是破烂不堪，连一块完整的小木板也找不着。还有那头老牛，它已经老得挪不动步了，早该送往屠宰场。
曾国藩皱了皱眉头。老汉咧着一嘴黄牙，笑着说：“客倌，你究竟上不上路呀？你不坐车的话，那边还有两个人想坐哩！”
“老哥，这车子，行吗？”曾国藩有些担心。
“行！保证把你送出山。我赶了一辈子的大车，在这条山道上来来回回也不知有几千次了，从来就没有出过事，放心吧！”看来，老汉有十足的把握。
曾国藩小心翼翼地上了车，他往牛车上一坐，车板“吱扭、吱扭”直响，他心想：“我还是小心一些为好，不能躺下放心睡大觉，万一车子被压垮了，我坐在这里，跳下去得快。”
老牛车在雪地里慢慢悠悠地前行。天依然很冷，曾国藩裹紧了身子，冷风透过棉袍直刺身子，他冻得像个冰柱儿。老汉只穿了一件破棉袄——那是曾国藩不曾见过的破棉袄，棉絮一团一团地往外挤，棉袄连个钮扣也没有，老汉就用草绳胡乱扎一下。
可是，老汉身上冒着热气，他没有冷的感觉。
车子行到山坳处，路越来越难走，老牛在泥泞中举步维艰，它每前行一步都使出浑身的力气，老牛身子发颤，随时都可能倒下。
“老哥，它用尽了力气，我们还是下车吧！”曾国藩有些不忍心了。
老汉一副冷漠的神气，他说：“你要下车，我不拦你，只拉行李也是五两银子。再说了，地上全是泥，我们下了车，还能拔出脚吗？”
老汉一副冷漠的神气，他说：“你要下车，我不拦你，只拉行李也是五两银子。再说了，地上全是泥，我们下了车，还能拔出脚吗？”
老牛想挣出泥坑，但实在拔不出脚来，老汉猛抽了几鞭，老牛用尽了最后一点力气，它猛地倒下了。破牛车向东面一歪，“喀嚓、喀嚓”几声，大车散了板儿。
曾国藩尚未反应过来是怎么一回事儿，他就被压到了下面。泥水就像空气，它无孔不入。一下子，他的棉袍、棉裤、棉鞋全湿透了。他想挣扎着爬起来，“哎哟，我的腿怎么了？”
他用右手拉了拉右腿，好像右腿已失去了知觉。
“不好！我的右腿被砸伤了。”曾国藩立刻明白了。他大喊：“老哥、老哥，快快扶我站起来。”
老汉不应，曾国藩又喊了几声，老汉“哇”地一声放声大哭：“我可怜的老伙计哟，你怎么就这么完了！你跟着我跑山道儿也有七、八年了，什么样的恶劣天气没闯过，怎么今天你就倒下了呢！呜呜呜……老牛、老牛，我对不起你呀！呜呜呜……”
曾国藩不再指望老汉来救他。他用双手撑着地，左脚一用力站了起来，右腿疼得很厉害，就像尖刀剜心一样。他努力走向散落一地的行李，拎起那沉重的包袱，解开包袱口并掏出二十两银子，他对老汉说：“今日遭遇险阻，但无危险，这是我们命好。别哭了！我陪你二十两银子，回去买辆新车、买头新牛吧！”
老汉的哭声嘎然而止。
他伸出沾满污泥的双手接过了银子，他笑眯眯地对曾国藩说：“你真是个大好人！下次，我还拉你。”曾国藩苦笑了一下，他能说什么呢！
老汉背着包袱甩开大步往前走，曾国藩一瘸一拐地跟在后面，他默默地背诵着《孟子·告子章句》中的话：
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道光二十年（1840）二月初，曾国藩终于到了京城，他暂时住在宣武门外南横街千佛庵，同年梅钟澍与陈源兖也住在这里。
他们三人准备参加四月份的钦试。虽然他们已中进士、点翰林，但是这并不等于说日后就可以躺在“成绩单”上睡大觉了。今后每一年，他们都要参加由皇帝钦定题目的考试，考试成绩优异者，或派到各地做巡抚、都督，或入翰林作检讨、编修，成绩极不理想者留翰林院作散馆继续学习。
四月初，曾国藩移居淀园挂甲屯，十七日参加了钦试。钦命题目为：“正大光明殿赋，”其韵为“执两用中怀永图”；诗赋“人情以为田”。
曾国藩考得并不理想，他得了个二等十九名。
一等可出京做巡抚、都督，二等只能留在京城做散馆，他授职检讨。“检讨”是个闲职，属七品，只是个“芝麻官，”手中无实权。
在别人看来，七品“芝麻官”实在太可怜了，俸禄不多，手中无权，枉费二十几年的寒窗苦。
可是，胸怀大志的曾国藩不这么想。他认为自己此时不宜“入世，”一来自己没有什么政治经验，难以应付复杂的官场；二来自己缺少钱财，无法打通许多关节；三者，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方面：他不急于追求高官厚禄，自己的学识尚需充实、人品尚需完善、应付各种局面的能力尚需锻炼。
所以，讨个闲职正合他意。
趁此机会，他可以博览群书，可以正心修身，可以冷静地观察成功者的行并向他们学习，可以把家眷接进京城尽享天伦之乐，可以……
他可以做一切想做的事情。
冬天的北京异常寒冷，盛夏的北京又炎热无比。
家眷年底才来，他孑然一人无需住太大的房子，于是，他搬出了淀园挂甲屯，住进果子巷万顺客店。这个万顺客店地势偏僻，房屋低矮，价格当然要便宜一些。
自从住进万顺客店，曾国藩就觉得身上有些不对劲儿，他三天、两天病一次，每次都发高烧。
年轻轻的他没在意这事儿，到了八月初，他不能再等闲视之了。他已高烧七、八天，难咽饭食、走路发晕，一天晚上，他“扑通”一声栽倒了。
客店老板知道曾国藩是翰林检讨，也知道他有位朋友叫陈源兖。于是，老板亲自跑去找陈源兖，恰巧陈源兖出京办事了，不过，另一位湖南人来到了病榻前。
此人叫欧阳兆熊。
欧阳兆熊乃陈源兖的同窗好友，虽然他从来未见过曾国藩其人，但从陈源兖的口中听说过另一位湖南老乡曾国藩。并知道曾国藩胸怀大志，是个难得的人才。
老乡病重，欧阳兆熊岂能坐视不管！他来到了万顺客店，为病中的曾国藩端水送药，简直是无微不至。半个月后，曾国藩病愈下床，他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是请欧阳兆熊去馆子吃一餐。
此时，陈源兖已回京，他听说曾国藩病了一个多月，连忙赶来探视病人。
陈源兖在馆子里找到了两位老乡，三个人谈笑风生，曾国藩根本没有大病初愈的样子。陈源兖挖苦他说：“男子汉，大丈夫！小小病痛呻吟不止，可笑、可叹也！”
曾国藩反唇相讥：“你若有病，不求他人？”
“不求！只让老婆来伺候我。我才不会麻烦别人呢！”
欧阳兆熊笑着说：“涤生有病，我前来探视，我们不就相识了。从此成了朋友，这是上苍的安排，我高兴还来不及哩，怎么能说麻烦呢！”
从此以后，欧阳兆熊与曾国藩也成了好朋友。
每当曾国藩、陈源兖及欧阳兆熊三人相聚的时候，他们的话题总是如何修身养性、如何汲取知识、如何适应社会、如何开创未来。久而久之，他们之间的感情越来越好。
一天上午，三个人来到了北京琉璃厂大街，他们逛了好几家书店，均没看到一本好书。正想回去的时候，曾国藩的目光落在《朱子全集》上。他脱口而出：
“《朱子全集》！我想得到它已经有好多年了，只是今天才见真容。”
陈源兖附合道：“我也是。不过，听唐老先生说若是想读通《朱子全集》，非下苦功夫不可。我没有那个耐性，老婆身体不好，儿子幼小多病，照顾他们还来不及，哪有功夫读它。”
曾国藩问了一句：“你提起的唐老先生，是不是那位太常寺卿唐鉴？”
欧阳兆熊插了一句：“正是他。唐老先生也是我们湖南人，老家湖南善化。此人为人耿直、学识渊博，又善交益友，在湖南老乡中口碑极好。他研究《朱子全集》已有十几年，体会颇深，不少人都愿请教于他。”
曾国藩问：“我买下《朱子全集》，读之若不甚懂，便去向他讨教。你二人能带我拜访唐老先生吗？”说话的时候，他一副虔诚的样子。
陈源兖回答曾国藩：“我试一试吧！唐老先生是个热心肠的人，也许他愿收下你这个学生。不过，你最好不要说自己是大学士穆彰阿的门生。他与大学士素来不和，他看不惯穆彰阿投机钻营、排斥异己的那一套。”
曾国藩是何等聪明之人！他明白一个理儿：在任何一位老师面前不要提及另一位老师如何如何……文人相轻，自古而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