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是何等聪明之人！他明白一个理儿：在任何一位老师面前不要提及另一位老师如何如何……文人相轻，自古而然。
在陈源兖的引荐下，曾国藩拜师于唐鉴先生。这位唐老先生的确是爽快之人，他视小老乡曾国藩为知己，毫不保留地向曾国藩讲述了自己多年来的读书要诀。
老先生已年过半百，他一生偏爱程朱理学，视《朱子全集》为珍宝。可是，多年来未曾找到知音，他甚感苦恼。大清朝人才济济，有热衷古文的，有致力于考据的，有对西学感兴趣的，有专研天文、地理的。程朱理学发展了几百年，如今却门庭冷落，不免让人为之惋惜。
就在唐老先生找不到“千里马，”并为此悲哀之时，“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突然，他发现曾国藩是个人才，一位难得的寒门儒生。
他还保留什么呢？！
唐鉴早已听说过曾国藩是大学士穆彰阿的门生，可是，他不在意这些。只要曾国藩今日改换门庭，投师于他，他就欢迎。
曾国藩第一次登门求教，唐老先生就开诚布公地告诉他：“读书应当以《朱子全集》为宗。对于其他的书，你只须泛泛地浏览一下即可，而对于博大精深的《朱子全集》，则应熟读、精读。把它作为你的必修课程来深入钻研，吃透它的涵义，研究它的内蕴，探讨它的精髓。而且，不能把它当成八股进阶之书，而要躬自实行，作为修身的典籍。”
老先生越说越带劲儿，干脆，他站了起来，双手擎住缎面精装本《朱子全集》，流露出十分虔诚的神色。看那情景，老先生不仅崇尚理学，而且十分崇敬理学家朱熹，这是曾国藩以前未曾想到的事情。一旦一个人对某事、某人着了魔，他便会全身心地投入极大的热情，甚至是倾注全部的感情。
唐鉴目不转睛地盯着手中这本书，就像看着他最心爱的儿子。他全然不顾听者的情绪变化，一个人继续说：“治经应专注一经，一经能通，其他诸经则可以旁及。”
曾国藩不明白他的意思，便虚心求教：“先生所，学生不太明白，恳请先生赐教。”
唐鉴一听这话，更高兴了。他心想：“这个曾国藩不仅虚心好学，而且还善动脑筋，这样的年轻人，如今已经不多了。既然他拜我为师，我何不循循善诱，开导于他！”
于是，他讲述了自己多年来的心得体会：
“我不赞同什么‘博览群书’，那只能对各门知识略知一、二，而不求甚解。浮光掠影、走马观花所得必然极少。其实，一个人要学习的知识可以归纳为三种，曰义理，曰考核，曰文章。其中义理之学最为主要，考核、文章这两个门类尚在其次。一个人若能潜心致力于义理之学，其他各个方面便一通百通。我们平日里所讲的经世致用之学就在义理之中，掌握了经世致用之学，你就能从历史文献中总结前代圣贤成功的要诀，考察历代典章以学会治理国家，你的修养也能得到真正的提高。读书是为了更好地适应社会，把个人的潜能发掘出来。不然的话，死读书、读死书，那只能叫书呆子，最后便是读书死。”
整整一个下午，唐老先生侃侃而谈，曾国藩洗耳恭听，曾国藩受益非浅，唐老先生安慰至极。当老师讲得口干舌燥时，曾国藩开始谈起学习心得：
“学生以为先生所极是。以前，学生以八股进阶之文为重，忽略了义理之实用价值。今后如果能深入研究义理之学，则一通百通。”
“是也、是也！像诗、词、文、曲之类的文章小技，都不必专门用功，义理一通，诸类皆能掌握。”唐老先生根本没把考核、文章放在眼里，他只注重义理之学。
如此说来，曾国藩这些年来对李白、杜甫、韩愈、王安石等文章大家的学习，岂不是一场空！
从唐府出来，曾国藩既有不少新的收获，也有不敢苟同之处，他问自己：
“义理果真那么重要吗？从唐老先生的经验看来，若要提高个人修养、学会治理国家的方法，必须精通义理。老先生主张学以致用，这个观点很正确。对此，我早已有不成熟的看法，今日之交谈肯定了我的这种看法。学习的最终目的是经世致用，八股进阶只是手段。只有通过读史书、习八股，才能一步步闯关，达到一定的境界。一旦达到了那种境界，便可以将所学的知识转化为能力，更好地服务于社会。
不过，他那‘一通百通’之观点，我不敢苟同。义理固然重要，考核、文章同样也重要。我国古代文学家璨若明星，他们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诗词歌赋，那些令人神往的诗歌意境，那些蕴含深厚的人生哲理，绝不是唐老先生所说的‘小技’，而是雕龙之精品。
对于他的观点，合理的成份我吸取，偏颇的地方我摒弃。回去以后，我将潜心研究《朱子全集》，两个月后定能见成效。除了认真研究《朱子全集》以外，唐老先生严谨的治学态度和热忱的助人精神也很值得我学习。”
回到住处，曾国藩便认真读起了《朱子全集》。当晚，他在日记中写道：“常道：听君一，胜读十年书。今天在唐府，我接受了不少新的观点，虽然不能‘胜读十年书’，却也受益非浅。老先生学以致用的思想启迪了我，听罢茅塞顿开，若发蒙也……”
由此可见，曾国藩对唐鉴十分敬佩。
一个多月下来，曾国藩初步掌握了《朱子全集》的要领，他根据唐老先生的指点，为自己制定了日课十二项：
一、敬：整齐严肃，无时不惧。无事时心在腔子里，应事时专一不杂。清明在躬，如日之升。
二、静坐：每日不拘何时，静坐半时，体验来复之仁心，正位凝命，如鼎之镇。
三、早起：黎明即起，醒后勿粘恋。
四、读书不二：一书未读完，断不看他书。东翻西阅，徒徇外为人。每日以十页为率。
五、读史：每日点十页，间断不孝。
六、谨：刻刻留心，是功夫第一。
……
曾国藩决心说到做到，力求读书真正有所得。在实践的过程中，他体会到“敬”与“静”两个字的功夫尤其重要，只有真正做到“敬”与“静，”才能达到心思专一，不虚夸、不浮躁，脚踏实地地学习与工作。
对照朱熹所提倡的“礼，”曾国藩进行了深刻的自我解剖。在检身的过程中，他发现了自己身上存在的许多问题，比如读书的时候往往不能专心致志、生活中很难克制住自己的种种欲望，又比如静坐之时常想入非非，尤其对权势的渴望更强烈……
这些都是一个人的致命伤，必须下决心去除之。可是，一个人若要克服自己的缺点、改变多年来养成的恶习，那将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曾国藩正为此烦恼。
于是，他再次拜访了唐鉴先生。他向老师讲述了自己的种种苦恼，希望老师能指点迷津。唐鉴当然会热情地接待了他，并进一步耐心地给予指导。老先生告诉曾国藩：“有一个人，他在读书、检身方面做得很好，你可以向他学习。他就是我的另一位学生、蒙古人倭仁。”
提起倭仁，曾国藩早有所闻。他曾经从陈源兖那里听到过这个名字，并知道倭仁的修养极高，在蒙满大臣中，倭仁的学问当数最佳。他早就知道倭仁为“理学大师，”只是一直无缘相见。
曾国藩恭敬地向唐老先生询问：“倭大人为大清要臣，他肯接见我吗？”
“有我推荐，一定会接见你的。按官职，他为三品，你只是个七品，你应该称他为‘大人’；按辈份，他应该是你的学兄。既然你愿意求教于他，就不论什么官职与辈份了，你还是称他为‘先生’最好，不疏远，也不亲昵，更有利于自由的交谈。”
依照唐鉴的建议，曾国藩又来到了倭仁的寓所。
倭仁，字艮峰，乌齐格里氏，蒙古正红旗人。此人投师于唐鉴已多年，他酷爱读书，对自己要求十分严格，有时竟至残酷的程度。他坚持每天晚上检讨自己的一一行，并把所有的想法和作为全部写进日记里。
当曾国藩向倭仁虚心请教时，倭仁非常乐意把自己这十几年的做法告诉来者。
他上下打量着曾国藩，发现曾国藩的确很有诚意，不是那种浮躁、浅薄的公子哥儿，他便传授了修身养性的秘诀：
他上下打量着曾国藩，发现曾国藩的确很有诚意，不是那种浮躁、浅薄的公子哥儿，他便传授了修身养性的秘诀：
“若要严格要求自己，一步步向正人君子靠近，你必须不断地反躬自问。问一问自己‘今天的作为中，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检身的最佳方法是写日记，我坚持写日记已经有十几年了，大至上朝，小至吃饭、穿衣，甚至和老婆相爱、和子女相亲，每一件事情都能认真对待，尽量做到坐作饮食皆有札记。”
曾国藩暗自想到：妈耶！什么事情都要写出来吗？学习中的问题、处人中的困惑当然可以写，至于夫妻相爱，怎么写得出手呀？
倭仁似乎看穿了曾国藩的心思，他强调道：“如果你不是将写日记流于形式，而是想真真正正地提高自己的修养，就必须什么都写进去。日记是给自己看的，痛骂自己也好、批驳自己也好，都无人知晓，却能帮助你提高品德修养，使你日臻完善。”
“从明天起，我就开始写日记。一定按照先生的意思做，从清晨醒来后的洗漱到晚上脱衣上床，白天里发生的每一件事情，我都写下来，反省自己的过错以利不断进步。”
“不！不但是白天里发生的每一件事情都写下来，更重要的是把初期的思想萌芽也写出来，甚至夜里的梦境都要写出来。这样才能从思想根源上挖掘自己的龌龊，把自己批驳得体无完肤。不然的话，你还会为自己寻找种种借口，为自己遮遮掩掩。”
倭仁一脸的严肃，曾国藩肃然起敬。
回去以后，他果然按照倭仁的要求去做了。他坚持每天写日记，把自己的一一行、一点点思想动态、一个个能记起的梦境全写了下来：
是日，与人办公送礼，俗冗琐杂可厌，心亦逐之纷乱，尤可耻也。灯后，何子贞来，急欲读诗，闻誉，心忡忡，几不自持，何可鄙一至于是！此岂复得为载道之器乎？凡喜誉恶毁之心，即鄙夫患得患失之心也。于此关打不破，则一切学问才智，适足以欺世盗名为已矣。谨记于此，使良友皆知吾病根所在。
走小珊处。小珊前与予有隙，细思皆我之不是。苟我素以忠信待人，何至人不见信？苟我素能礼人以敬，何至人有慢？且即令人有不是，何至肆口谩骂，忿戾不顾，几于忘身及亲若此！此事余有三大过，平日不信不敬，相恃太深，一也；比时一语不合，忿恨元无礼，二也；龃龉之语，人反平易，我反悍然不近人情，三也。恶不出于口，忿不反于身，此之不知，遑问其他？
至海秋家赴饮。渠女子是日纳采。座闻，闻人得别敬，心为之动。昨夜，梦人得利，甚觉艳羡，醒后痛自惩责，谓好利之心至形诸梦，何以卑鄙若此！
曾国藩在每一篇日记里都如实记录了自己的所作所为，他勇敢地剖析自己，指出自己在某些方面的严重失误，痛恨自己的缺点与错误，甚至是大骂自己一番。他写了一副楹联悬挂于堂中：
不为圣贤，便为禽兽
莫问收获，但问耕耘
每当他困惑、疲倦时，他便将这两句话默读几遍，好像自己又来了劲儿，继续读那本《朱子全集》，对照自己的行为检点自己。他惊喜地发现自己的确在进步，一步步向“君子”方向靠拢。
那一日，曾国藩应同年陈源兖之约，赴陈宅共进晚餐。陈源兖比曾国藩大五、六岁，有一妻一妾，一个儿子、两个女儿。此时，曾国藩的妻儿仍未到京，他是个并不快乐的单身汉。
陈家热热闹闹，妻妾和睦相处，儿女膝下承欢。吃饭的时候，桌上只有陈、曾二人，三个小孩子在院子里玩耍，欢声笑语不断传来。曾国藩羡慕至极，他对朋友说：“儿女绕膝，其乐无穷也。”
陈源兖笑着回答：“曾老弟，你又想妻儿老小了吧！为什么迟迟不把他们接来？”
“家父已来信，年底就送家眷进京。”曾国藩老实相告。
陈源兖满脸堆上笑来，他挤眉弄眼凑近曾国藩，说：“家眷不在身边，何不纳个小妾？一来可以照顾你的饮食起居，二来心里也不觉得寂寞了。你想吗？如果同意的话，我那如夫人（小妾）有一位姐妹，今年才十五六岁，人如桃花一般鲜艳，行不行？”
曾国藩是个男人——一个有情有欲的男人，他的心里怦然一动。
就在这时，陈源兖的如夫人端着一碗热腾腾的肉汤走了过来。按礼说，她是嫂子，曾国藩对她应该恭恭敬敬。可是，此时他被陈源兖挑逗，正对女人充满了热望。他双眼盯着如花似玉的女子，语也轻薄了起来：
“嫂夫人，坐下陪我们喝几杯吧！瞧你走来走去的，累不累呀！陈兄会心疼的。”
陈源兖看出了端倪，他在桌子底下狠狠地踹了曾国藩两脚。曾国藩如梦初醒，他满脸通红，应付了几句立刻逃出了陈家。回到寓所，他打了一盆凉水将自己的脸闷在水盆里，他要“洗一洗”脑子。
当晚，他写下这么几句：“岱云（陈源兖）的小妾太漂亮了，我在他家的时候几乎不能自持。说了一些狎亵的话语，既令岱云很不高兴，又有损于我自己的形象。逃出陈府以后，坐在车上依然心旌摇荡，总不能忘怀那女子。朋友的妻妾也敢想，我真是十足的恶棍，实在太可恶了！”
第二天上午，曾国藩把这篇日记拿给倭仁看。倭仁看罢心中大喜，他称赞曾国藩已做到了严格检身的地步，这正是一步步在向“君子”靠拢。
倭仁帮助曾国藩清除思想上的“垃圾，”将那些处于萌芽状态的不健康思想挖掘出来，甚至是内心的隐私、隐患，他也毫不掩饰地告诉倭仁，以求倭仁给以严厉的批评。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一步步达到正人君子的要求。
在唐鉴与倭仁的帮助下，曾国藩除了恪守日课十二项外，他还为自己制定了“五箴”。即：立志箴、居敬箴、主静箴、谨箴、有恒箴。他把《五箴》写在纸上，请人装裱好悬挂于书房，每日清晨读一遍，晚上睡觉以前再读一遍。
立志做一个正人君子要付出比常人更多的代价，曾国藩不但立了“五箴，”还时刻告戒自己：“不要做口头上的君子，更要从实际上严格要求自己，重点是善于反省，找出自己身上的污点，毫不留情地鞭挞它、批驳它，使得污点无藏身之处。”
他好像完全变了一个人，每天早上起床以后便静静地坐着，反省前一天，一旦找出瑕疵，他就在心里痛骂自己，并下决心改正缺点。到了晚上亦如此，睡觉以前也静静地坐着，反思一下白天里的一一行，发现问题便痛恨不已，甚至到了咬牙切齿的地步。
他每天一篇日记，毫不留情地揭露自己，赞扬那些为人传诵的圣人。渐渐地，他悟出了一些道理，在日记中，他写道：
“仔细思索一下，古代圣人的功夫不外乎是以下四点：谨慎、主敬、求仁、思诚。一个人若能做到谨慎独处，则心胸宽广又泰然自若；主敬则外表整齐严肃，内心专静纯一，常常端庄恭敬便身体强壮；求仁是从本体上保养心性，对于广大民众则是爱惜备至，老百姓自然心悦诚服并爱戴他；思诚，就是一个人要做到忠诚不二，不说大话、谎话，以诚待人神灵也会钦服。”
曾国藩的思想境界真的提高了，修养也达到了一定的高度，对此，唐鉴与倭仁皆称赞不已。
然而，更多的朋友不理解他，陈源兖等人见状，都认为曾国藩着了魔，他们担心这样下去会弄得他神经兮兮的。几位好朋友劝他不必过于执迷，他一概置之不理。他仍然我行我素，沉醉于“倭仁式”的克己自检之中。
一天、两天、十天、二十天……
两个多月过去了，曾国藩已把自己从里到外、从小到大批驳了一遍又一遍，他几乎找不到自己身上有什么优点，只能看到古代圣人的优秀品行了。他每日如僧人坐禅一般，静静地坐在屋子中央，口中念念有词，不断闭门思过。
日子久了，他竟有些神情恍惚、目光呆滞、痴情迷乱。
突然有一天，他猛烈地咳嗽了几声，然后便觉得有一团东西堵在嗓子眼儿，以为是痰，他便走到院子里想吐掉它。当他吐了痰转身欲进屋时，突然发现吐的不是痰，而是血。
曾国藩心中大惊，他害怕极了，蹲在地上观察污物。
“是血，的确是一团鲜血！我怎么了？难道得了痨病？今年才三十出头，上有老、下有小，读了二十几年的书为的是光宗耀祖，为的是报效朝廷，为的是妻儿老小都幸福。如今若得了不治之症，这一切全成了泡影，我本人以及家人怎么能受得了呀！”
这一瞬间，他痛苦万分。
曾国藩未敢迟疑，他立刻找到了老中医并自述病症。大夫不但为他认真把了脉，还仔细询问了一番。他把这两个月的饮食起居如实告诉了大夫。老中医摇头晃脑，拖着长长的腔调说：
“过也、过也！你是读书人，比我懂的多，凡事要把握一定的度，超过了限度便要‘折断’。人乃血肉之躯，饮食起居应遵循一定的规律，不然的话，身体肯定会受损。”
“如此说来，我要不要抓些药吃吃？”曾国藩很怕身体受损。
“如此说来，我要不要抓些药吃吃？”曾国藩很怕身体受损。
老中医再次抬起头来，他凝视着病人，慢条斯理地说：“药必须吃，只不过是几种补药罢了。更重要的是调整心态，重新安排你的生活。”
回到寓所，曾国藩百思不得其解，他不明白为什么倭仁静坐思过、日日写札记不会损伤身体，而自己却口吐鲜血。正在他陷入苦恼的时候，陈源兖为他进行了解释：
“这叫因人而异。他的身体状况与你不同，心境也与你不同。或者是他很适宜那种近乎疯呆的‘修练’，而你不适宜。我们早就劝过你，不要搞什么‘静坐’，也不要搞什么‘反思’，你哪里听进去一句话？如今‘修练’不成，反而闹出病来。”
曾国藩辩解道：“生病是因为我身体太弱，怎么能和静思扯到一块呢？按你的意思看来，静坐反思之克己之法有问题了？”
陈源兖表明态度：“克己至圣本无过错。你严格要求自己，努力提高自己的修养，的确非常可贵。但是，这并不等于说就必须像倭仁那样做一个‘苦行僧’。只要你从思想深处认识自己，规范自己的行为，遏止自己的欲望，防止不良倾向，你也一样能成为正人君子。”
人在迷惑时，如果能被别人指点一下，或许他能立刻清醒过来。
陈源兖苦口婆心、耐心劝解，曾国藩心悦诚服。
他结束了苦行僧般的静坐，而改为有节制的读书、思考、写日记、检点自己，他又过上了正常人的生活。他依然孜孜不倦地读书，并按时向唐鉴和倭仁汇报思想动态及学习心得，他感到自己有了一定的进步。
唐鉴谆谆教诲曾国藩：“读书是为了明理，明理是为了更好地生活。如果读书与生活不牵连起来，就是读了一辈子的书也是白读。”
曾国藩当然明白老师所指何事。回到住处，他下决心先从两件具体的事情上“克己”。如果这两件事都做不好，以后就不要谈什么“克己，”也追求不了什么完美的境界，至于成就大事业，更是不可企及的！
一是戒烟、二是戒棋。
读书的时候，嘴里叼个水烟袋是他的嗜好，他的烟瘾很大，以至于有“水烟枪”之称。早在岳麓书院读书的时候，好友刘蓉、郭嵩焘、罗泽南等人就劝他戒烟，当时他置之不理。每当他抽几口水烟后，便感到格外精神，有一种飘飘欲仙的感觉。
近两年来不行了，随着他的烟瘾加大，每次猛抽几口后，他总感到胸口十分憋闷。一袋烟下来，他总咳嗽不止，有几次痰中带有血丝。
看来，非戒烟不可了！
曾国藩收起了水烟袋，半天还能撑下去。大半天过去了，烟瘾一犯好难受，还是硬撑着。当天夜里，他几乎彻夜未眠，几次下床欲取水烟袋，可是都没有付诸行动。第二天清晨，他打了好几个哈欠，还是想吸上两口。他举步向前欲取水烟袋，突然，他站在那儿一动也不动，他对自己说：
“曾国藩，如果你现在去取水烟袋，就永远不要说什么‘克己’，也不要再踏进唐老先生和倭仁大人的家门，更没有资格去管教你的儿子。取与不取，自己决定吧！”
可想而知，他没有去取水烟袋。
为了不让自己再有一点点“邪念，”曾国藩将烟袋杆折断。从此，他不再抽水烟。
戒棋，就不那么容易了。
曾国藩迷上围棋也有十几年的历史了。当年，他与大舅哥欧阳牧云初识的时候，欧阳牧云竭力怂恿他学围棋，欧阳凝祉先生当时就把儿子欧阳牧云臭骂了一顿。这不是说下围棋有什么不好，而是因为那时的曾国藩没有过多的精力投入其他事情，他必须一心只读“圣贤书”。
父亲及岳父的反对并没有减弱曾国藩对围棋的兴趣，相反，他对下围棋越来越迷恋。不久，他的棋艺便超过了欧阳牧云。欧阳牧云不服输，他们每次相见时，欧阳牧云总要挑战曾国藩，结果往往是曾国藩大获全胜。
曾国藩一路“杀”过来，凡是和他对弈过的人无不称赞他棋艺精湛。这更助长了他的骄傲自满情绪，每逢遇到对手时，他总是硬拉着人家下几局。旗开得胜时，他沾沾自喜；难分难解时，他坚韧不拔；输给对方时，他又纠缠不放，非让人家陪他再下一局。
久而久之，他落了个溺情于弈的名声。
当然，溺情于弈并非大的缺点，但是，却消耗了他的大量精力。一旦棋瘾来了，哪怕手头正写着文章，哪怕正读着一段精彩的文字，哪怕已到深夜，他可以不读不写、也可以不吃不睡，但不能不下两局。他常常半夜里去敲朋友的门，央求朋友陪他过过瘾。
对此，他自己早有过正确的认识：下棋可以锻炼人的意志、可以提高人的思维能力、可以增进朋友之间的友谊。但是，成了“棋痴，”不但个人精力受不了，朋友也有些反感，诸多负面效应逐渐暴露了出来。
看来，也非戒围棋不可了！
他暗自下决心：不戒围棋，何以为人！
像戒烟一样，他的决心很大，一连多日不沾棋盘。他舍得折断烟袋杆，却不舍得毁掉棋盘，他将心爱的棋盘锁在箱子里，再把钥匙扔掉，以表示永不再下围棋。
朋友不相信他能戒掉围棋，有几位爱开玩笑的人自带棋盘来到了曾国藩的住处，他们装作没看见曾国藩在场，几个人下的下、看的看，十分开心。曾国藩拿起书来装模作样地读着，黄鹤汀与邹云旗鼓相当，他们难分胜负，坐在一旁观奕的陈源兖不住地评点，急得曾国藩心里直痒痒。
一个字也看不下去！
他猛地合上书本，快步向众人走来，干脆“参战”吧！
“哈哈哈……”众人大笑。
曾国藩又下起了围棋。对此，他为自己掩饰道：“抽水烟百害而无一利，当然坚决把它戒掉。下棋则不然，它益多害少，控制对奕次数即可。”
至于他曾经说过的话“不戒围棋，何以为人，”当然没有人再去提及了。
《朱子全集》很快读完了，曾国藩自感收益不小。他依然常去唐鉴和倭仁那里，聆听他们的教诲、汇报自己的思想动态。
聪明的曾国藩深知专注一家必定受其限制，只有博采众长才能全面地武装自己。历代优秀的朝臣，大多博览群书，以求全面发展。
目前，他只是个翰林院的七品进士，不过，他相信有一天能位居三品、四品，甚至是一品、二品。到那时，他必须具备广博的知识、深厚的修养和敏锐的思想，一部《朱子全集》远远不够用，他尽可能做诗坛圣手、歌赋大家、训诂能者。
于是，他又结交了刘传莹、吴廷栋、何桂珍等人。
汉阳人刘传莹专攻古文经学，精通考据，在京城名气很大。以前，曾国藩受唐鉴、倭仁的影响，对考据存有偏见。自从结识了刘传莹以后，他认识到自己的狭隘性，而刘传莹也很想了解程朱理学，于是，两个人成了好朋友。
曾国藩向刘传莹等人学习考据、训诂学，弥补了学识上的缺陷，扩大了知识面，学术上力求更全面的发展。与此同时，他还注意诗词歌赋上的进一步发展，倡导诗文要之有物，反对无病呻吟之作。
博采众长，全面发展，一时间，曾国藩在翰林院名声大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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