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人当事不害怕，百人心中有把柄。
本乡本土总不离，立定主义不改移。
地方公事齐心办，大家吃碗安乐饭。
这是曾国藩第一次写出的“白话诗，”连他自己都感到可笑。他写了三十几年的文章，有时文、有诗词、有歌赋、有奏章、有书信，就是没有民谣。若不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中，恐怕他自己也想不到会有这般“杰作”。
曾国藩与曾国潢哑然失笑。
不过，这首民谣倒也朗朗上口，很适合本土乡民的口味，很快便流传开了。他自认为民谣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绝大多数人能够接受。
才几天，民谣便奏效了。许多人不再，也不敢再逃走，恐怕自己出逃会殃及家人。湘乡县的知县朱孙诒闻讯后，十分感激曾大人。他三次登门拜访曾国藩，并请曾国藩再写几首民谣以搞好地方治安。
举手之劳，何足挂齿！曾国藩欣然答应，他又写了第二首民谣《要齐心》、第三首民谣《操武艺》，节选如下：
要齐心
我境本是安乐乡，只要齐心不可挡。
一人不敌两人智，一家不及十家强。
你家有事我助你，我家有事你来帮。
若是人人来帮助，扶起篱笆便是墙。
只怕私心各不同，你向西来我向东。
……
操武艺
要保一方好地方，大家学习好武艺。
武艺果然学得精，纵然有事不受惊。
石头要打二十丈，石灰罐子也一样。
木板只要五寸宽，箭箭要中靶子上。
……
读书子弟莫骄奢，学习武艺也保家。
读书子弟莫骄奢，学习武艺也保家。
耕田人家图安逸，学习武艺也不差。
匠人若能武艺全，出门也有防身计。
商贾若能学艺全，店中大胆做生意。
雇工若能武艺全，又有声名又赚钱。
白日无闲不能学，夜里学习也快乐。
临到场上看大操，个个显出手段高。
各有义胆与忠肝，家家户户保平安。
曾国藩编的民谣很快流传开了，对一部分乡民的确起了作用。但是，也有不少贫苦大众对此嗤之以鼻，说他在愚弄百姓，利用百姓善良与无知，来对付老百姓自己的队伍——太平军。
一时间，湘乡一带骚动不安。不过，曾国藩没打算介入其中，他只想安安分分地在籍守制，免得别人讥笑他太贪功名。
听大弟国潢说，太平军围困长沙半年之久，他们也未能攻下长沙，还损伤了一位干将——西王萧朝贵，于是太平军放弃了这座城市。他们走宁乡、下益阳、掠湘阴、夺岳阳，如今已继续向北“流窜，”已经进了湖北境内。
太平军已经离开湖南，进入湖北是事实，但不是曾国潢所说的“流窜”。当洪秀全意识到长沙难以攻克时，他与杨秀清等人认为没必要在长沙附近逗留太久，因为，他们的目标是：继续北上，建都金陵。于是，太平军放弃了长沙城，保存实力，北上杀敌。
曾国藩在籍守制，他依然很关心国家大事，只是不愿意抛头露面罢了。当太平军进入湖北时，他也曾冷静地分析了形势，认为号称“天兵百万”的太平军不会四处流窜，他们有自己的明确宗旨、有严明的治军条例、有并不愚笨的领袖、有丰富的战斗经验。
这股“洪水”不同于秦代的陈胜、吴广，不同于汉代的项羽、刘邦，更区别于前朝的李自成。
洪秀全是有胆、有识之人，他能打败李星沅、周天爵，能挫败赛尚阿、向荣，能杀死乌兰泰，足以说明了问题：太平军势不可挡，洪秀全不可低估。
曾国藩认为，太平军一时离开了湖南，不等于说永远不回来了，也许在某个合适的时候，他们会卷土重来。湖南地方官员的暗自庆幸是很愚蠢的，他们的高枕无忧令人担忧。
居安思危。古训不可忘记也！
可是，曾国藩不是地方官员，他无权、也不愿过问地方上的治安。
且来享受这瞬间的安宁生活吧！
瞬间的安宁生活很快就被打破了。咸丰二年冬，湖南巡抚张亮基向曾国藩传达了一道谕旨：“前任丁忧侍郎曾国藩，籍隶湘乡，其于湖南地方人情自必熟悉。著该抚传旨，令其帮同办理本省团练乡民、搜查土匪诸事务，伊必尽力不负委任。钦此。”
接到圣旨以后，他先是一愕然，又一想，这事儿也似乎在必然之中。自从“匪祸”殃及南方诸省以来，咸丰皇帝接纳了部分朝臣的意见，已谕令多位臣子在原籍办团练。
听张亮基说，本年九月，皇上任命前刑部尚书陈孚恩在江西办团练，后又任命借口在籍养病的周天爵于安徽办团练，任命工部侍郎吕贤基、翰林编修李鸿章也于安徽办团练。至今已有三十多人被谕令为“团练大臣，”曾国藩不过是其中之一。
再者，出京之前，恭亲王也曾有过暗示，他也认为曾国藩应该出京，干一番大事业。也许，国难当头之际，恭亲王向皇上推荐了胸怀大志的曾国藩。
反正，“团练大臣”之名落到了他的头上。
“团练大臣”！
它算几品大员？曾国藩不知道；它拥有多少兵权，曾国藩也不知道；它与国家军队、与地方武装力量是什么关系，曾国藩还不知道。一切的一切，都是迷团，有待于他去解开。
曾国藩一向忠于大清朝，一向渴望建功立业，可是，今天他却犹豫了。
一连好多天，他夜不能寐。他与父亲共探讨、与弟弟们齐商量，冷静地分析了利弊与各种关系，终于做出了决定：在籍守制三年，不愿出山！
主意已定，他打算过几天就上疏辞谢，恳请皇上原谅他。就在这时，曾家来了一位说客，他就是曾国藩的好友郭嵩焘。
郭嵩焘又是如何得知曾国藩的心思的？这还得从左宗棠身上说起：
左宗棠中举后，他再也没有考取过什么功名，后来，他办起了私塾学堂。左宗棠这个人不入俗流，在乡间受到排斥。湖南巡抚张亮基到任后，他听说湘阴有个教书先生叫“左宗棠，”此人不会阿谀奉承，却很有见地。于是，张巡抚把左宗棠收到了门下，左宗棠便成了他的幕僚。
曾国藩守制在籍，左宗棠听说后早想去白杨坪一趟，劝说曾国藩出山、共建大业。恰巧，圣旨到，谕令曾国藩在家乡办团练。左宗棠十分了解曾国藩的为人处世态度，他担心曾国藩不愿从命。所以，向张巡抚建议道：
“曾国藩一向讲究礼制，他母丁忧在身，不一定能遵从圣命。我早年与他有过往来，深知他的秉性，一旦他‘既出，行必果’，上疏辞谢，可就难办了。”
张亮基不屑一顾，他说：“他不愿出山，难道湖南就没有能人了！”
“张大人有所不知：曾国藩不是平庸之辈。他思想深邃、做事果断、善用能者，而且此人不贪财、不揽权，是位难得的人才。”
“既然如此，你就去说服他吧！”张亮基被说动了心。他也希望湖南能出一个德高望众之人，以帮助自己剿清“乱贼”。
左宗棠直摇头，他认为自己的说话份量不够，但是，他向张巡抚推荐了郭嵩焘。
翰林出身的郭嵩焘也是母丁忧在身，两年前，他回乡守制。在此期间，他与老朋友左宗棠有过几次接触，语之间提起过有关“太平军”的话题，他们的看法完全一致。他们皆认为大清朝的绿营军与八旗兵弊端过多，已经丧失了战斗力，希望能有一个人另行组建全新的军队，以有效地对付“太平贼子”。而且，他们还认为曾国藩是最好的人选。
有了“前奏，”这便来了“后曲”。当咸丰皇帝谕令曾国藩办团练时，左宗棠立刻想到了以前说过的话，郭嵩焘可劝曾国藩出山。
张亮基请来了郭嵩焘，希望郭嵩焘去说服曾国藩出山，郭嵩焘能推辞吗？
他连夜赶到了白杨坪，不需要拐弯抹角，他直陈其事。曾国藩沉吟良久，依然没有做出明确的答复。郭嵩焘急了，直截了当地问老朋友：
“涤生，你到底顾虑的是什么？”
“涤生，你到底顾虑的是什么？”
曾国藩在房间里踱来踱去，他仍一不发。
国家不太平，作为大清的臣子，他理应挺身而出。可是，有太多的理由让他犹豫不决。其一：自己正在守制期间，若贸然出山，一定会招致不少人的讥笑。两年前，郭嵩焘在籍母丁忧守制，他却协助地方官员剿杀湘乡、湘潭一带的“半边钱会”、“红黑会”、“青莲教”等会党组织，刘蓉、罗泽南等人就曾写信给曾国藩，讥笑当年淡泊名利的“郭大才子，”今日竟不顾礼制、墨绖出山。曾国藩自己也写信给郭嵩焘，劝其退出地方武装组织，为其母守孝三年。
其二：曾国藩翰林出身，在京做了十二年的文官，对于带兵打仗之事，他几乎是一窍不通。若是奉旨办团练，一切都得从头学习，要经受不少磨难。曾国藩对自己的军事指挥能力表示极大的怀疑。
其三：也是曾国藩顾虑最大的一个方面。多少年来，他在京城看透了朝臣的尔虞我诈、官场的腐败黑暗、军队的软弱无能；如今来到地方上，又感受到中小地主阶级的庸俗卑微、地痞流氓的无耻散漫。若是出山办团练，免不了和一大批贪官污吏、地痞流氓、卑微小人打交道。那些人没有一个是“善人，”势必处处受其牵制，遍地荆棘，难以施展个人的才能。
其四：大清的天子谕令曾国藩在地方上办团练，只给了一个“政策，”并没有拨经费。举办团练，要人、要枪、要粮，军饷从何而来？
以上种种原因促使他不愿出山。
郭嵩焘不愧为曾国藩的好朋友，他看出了朋友的满腹疑虑，便耐心开导朋友。他说：
“涤生，你当年为何苦苦读书，为此几易学堂；为何拼命跻身六曹，为此两度赴京赶考；为何上奏皇上，为此，又差一点丢了官俸。多少年来的努力，你究竟为的是什么？”
曾国藩低头不语。
他的心里矛盾极了：出山？在家守制？
他只有一个选择。郭嵩焘问得对，当年为何苦苦读书？为何拼命跻身六曹？为何上奏皇上？
那只有一个答案：曾国藩要干一番大事业，要尽忠于大清朝，报答皇恩。
如今，“国难”当头，此时不挺身而出，更待何时！
可是——
曾国藩依然不能做出最后的决定。郭嵩焘见状，对他说：
“你知不知道，最初是谁向皇上保荐了你？”
曾国藩摇了摇头。郭嵩焘告诉他：“是你的恩师唐鉴向皇上保荐了你。你还记得两年前，唐大人告老还乡时，你写给他的送别诗吗？”
这句话提醒了曾国藩，自己写过的诗，怎么会不记得：
上相南征策众材。
军容十万转风雷。
书生却进安民策。
盗弄横池事可哀！
诗中反映了曾国藩的远大政治抱负和个人对社会政治、军事问题的独到看法。曾国藩万万想不到唐鉴离京前，把自己推荐给了咸丰皇帝，使得咸丰皇帝对自己有所了解。
其实，郭嵩焘只说对了一半。
在咸丰皇帝面前认定曾国藩可堪大用的不只是唐鉴一人，恭亲王也多次在皇上面前推荐过曾国藩。所以，湖南一带起战事的时候，咸丰皇帝一下子想到了在籍守制的曾国藩可堪大用，这便有了那道改变曾国藩命运的圣旨。
“涤生，几个朋友中，算起来我还比较了解你。你这个人从不轻易做出重大抉择，凡事总要‘三思而后行’。这是你的优点，但也绊住了手脚，使得你有些优柔寡断。现在是什么时候了？贼子匪徒已经打到了家门口，你还稳坐钓鱼台，这是‘大清的忠臣’所为吗？”
曾国藩一惊，问：“太平军不是已经打到了湖北境内吗，你如何说打到了家门口？”
郭嵩焘告诉他：“不错，太平军在湖北境内，他们攻克了武昌城。自古以来，武昌城为南北、东西军事要冲，它一失守直接威胁着周边各大要镇。太平军喘息之后，有可能反扑长沙，到那时，你还坐得稳吗？”
曾国藩知道老朋友绝不是危耸听。
“可是，我在籍守制，如此匆忙出山，好吗？再者，军饷怎么解决？”曾国藩开始动心了。郭嵩焘一看有门儿，他高兴了。便进一步劝说曾国藩：
“古有墨绖出山的先例，今有守制大臣办团练，你还怕遭人讥笑吗？军饷暂时不用发愁，罗泽南、刘蓉，还有我都能支持你。听说罗泽南、刘蓉已经办了两年多的团练，他们手中有一千多兵勇，可以动员他们把团勇拉过来一起训练。”
曾国藩默默地点了点头，他初步答应了这件事情。
到了深夜，这对老朋友还在促膝谈心。他们冷静地分析了前两次清军为何溃不成军、被农民起义军打得落花流水的原因。
最后，两个人形成了共识：大清朝的将领疑心太重、互相猜忌以至没有团结、协作的精神；大清绿营军、八旗兵腐朽无能，战斗力极差；层层官吏克扣军饷，以至军队装备陈旧。如果曾国藩出山办团练，他必须建立一支有凝聚力、战斗力的队伍，这样才有可能打败太平军。当然，对节节胜利的太平军，他们也进行了冷静的分析，一致认为太平军的口号“天下男子皆兄弟，天下女子皆姐妹”很得人心。若要取得战争的胜利，人心的向背也至关重要。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这是天理！
他们还认为太平军沿途砸孔庙、毁学堂、杀儒士、宣洋教也引起了一小部分人的不满，那一小部分人便是“曾麟书式”人物，即中小地主阶级。若能把这一小部分人吸引到曾国藩的身边，既能壮大湘军的力量，又能解决军饷问题。
岂不两全其美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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