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俺说句实在话，大伙儿先别给俺扣什么‘拆台’的帽子，俺活了快七十岁，今天在这儿，就是想给自个儿，也给俺那病怏怏的老伴，算一笔最安稳的养老账。二虎爹，你先别跟俺瞪眼，大声嚷嚷解决不了肚子饿的问题。许大广被抓了，这是公家放出来的真消息，那说明这烂尾楼的破产清算，开春后铁定是要强行启动了。既然要清算，市里肯定得给咱们这些当初交了房款、又在这儿遭了三年罪的拆迁户发一笔遣散补偿款。俺老韩头打听过了，要是拿了这笔钱，俺能分个五六万的现钞！俺就想拿着这笔钱，回俺关中的老家，买个带几分地的小平房，跟老伴安安生生过完剩下的几年，俺实在是不想在这四面漏风、连个正经门窗都没有的泥水大楼里继续遭罪了！”

大年初三的清晨，二楼大通铺的临时隔间里，一只粗糙的泥瓦罐在小煤炉上“咕嘟咕嘟”地冒着热气，里头是用老生姜和红枣温着的屠苏酒，辛辣中透着股子年节里特有的甜香。

但这酒香，却怎么也冲不散这屋子里那股子紧巴巴的火药味。老韩头披着那件洗得褪了色的旧棉袄，两只手揣在袖筒里，说话的声音虽轻，却带着一种极其沉重的、任谁也拉不回来的固执。

“老韩哥！你这糊涂账算得，简直是让俺不知道说啥好！俺们这新南城，昨天大集刚挣了八万多的流水，大伙儿兜里刚装上了红彤彤的现大洋。这买卖有多火红，你自个儿没长眼睛看吗？这大集要是开下去，你那豆腐脑摊子，一年能给你挣几个五六万？！”二虎爹站在火炉旁边，急得直跺脚，虽然他身上的衣裳是干干净净的过年新衣，可那脸上急出来的青筋，却跟平时干苦力时一模一样。

“你拿了那五万块钱回乡下，是安生了。可你那小孙子呢？他以后长大了，回城里找工作、买房子，你指望用这剩下的几万块钱给他交个首付？还是指望他跟你一样，再回城里来当个没家没业的泥瓦匠？！这新南城是咱们几百户人家、一千多口子人拿命拼出来的根基啊！只要守住这栋楼，咱们就是这儿的主人，子孙后代就有一碗端得最稳当的非遗铁饭碗！你这时候跟清算组站在一起拿钱走人，你这不是在大过年的时候，生生把咱们大伙儿的锅给砸了吗！”

“俺砸锅？二虎爹，你年轻力壮，儿子马上要娶媳妇，你当然想在这儿死守着当老板。可俺这腰盘突出，俺这老伴天天得吃药！这新南城看着热闹，可只要这省道一天不通大货车，只要咱们的排水管哪天再堵一回，咱们这买卖随时都得开天窗！天天提心吊胆，天天在泥水里蹚着，俺这老骨头扛得住今天，扛得住明天，俺能扛到进棺材的那一天吗？！俺不图给孙子留金山银山，俺就图今天晚上能睡个不漏风、不反臭水沟味儿的安稳觉！这有错吗？！”

张大爷在一旁抽着旱烟，烟雾在小木屋里缭绕，他叹了口气，没接话，但那张满是褶子的老脸上，全是一种极其深沉、也极其现实的纠结。

这大年初三的，本该是互相拜年、道一声“新春大吉”的和气时候。可这许大广被抓、大楼即将司法清算的消息，就像是一颗在大过年时放响的闷雷，硬生生把这新南城原本抱成一团的街坊们，给炸成了两半。

一半是老韩头、王大妈的远房亲戚等一帮上了岁数、身子骨有病、实在是过够了穷酸日子、只想拿着几万块钱补偿款落袋为安的“求稳派”；另一半则是二虎爹、老金、雷大明等一帮正值壮年、尝到了大集爆卖甜头、把这大楼看成自个儿和子孙后代唯一翻身机会的“死守派”。

两拨人都没有错。谁都是为了过日子，谁都是在这世道底下被生活逼得没法子的普通人。可这“一次性遣散费”和“大楼长远股权”的冲突，却像是一把最锋利的刀，在大年初三的酒杯前，把老街坊们好不容易拧成的一股绳，给生生割出了一道血淋淋的口子。

“大过年的，大伙儿都少说两句。把这温着的屠苏酒，给俺老付倒上一碗。”

付平的声音平平稳稳地从门帘子外面传了过来。他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深蓝色旧呢子大衣，里面依然是那件洗干净了的白衬衫。他没有带任何人，手里拿了两个用塑料袋包着的红透了的富士苹果，两只大脚踩在水泥地面上，虽然那条右腿还是有些微微的拖曳，但他走得极稳，脸上挂着一种大年初三最和气、最温暖的笑容。

“付市长！您咋亲自上楼来了，这大冷天的，您那腿……”

老韩头一见付平进来，那张原本梗着的脸下意识地有些局促。他赶紧站起身，想把自个儿床头那张稍微干净点的塑料椅让给付平，但手脚有些有些迟缓。

“老韩哥，你坐。大过年的，俺是晚辈，俺是来给您和嫂子拜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