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刚散，付平的屁股还没沾稳那把曹达华留下的、带着点儿前任体温的宽大皮椅，办公室的门就被“咚咚咚”地敲响了。没等他说“请进”，门就“吱呀”一声开了条缝，像一张欲又止的嘴，贺志强那张年轻的、还带着几分学生气的脸从缝里探了进来，眼神里写满了慌乱，像一只误入猎人陷阱的小兔子。

“付书记，那个……有几个老乡……想见您……”贺志强说话的时候，喉结上下滚动，像吞咽着什么难以说的东西。

付平抬眼望去，门口已经站了三个老头，像三棵被风吹弯了腰的老树，饱经风霜。他们手里捏着皱巴巴的草帽，帽檐上沾着泥土和草屑，像是刚从田里来不及掸干净就匆匆赶来。三个老头你挤我，我挤你，都想往里看，又都有些胆怯，像一群想进鸡窝又怕被主人发现的黄鼠狼。

“让他们进来吧。”付平放下手中的文件，心里已经猜到了几分。这三个老头，他都认识，是曹海镇下辖三个村子的村主任，上次下乡调研的时候见过，都是些土里刨食的老把式。

三个老头被贺志强让进了办公室，局促不安地站在那里，像是三只误入瓷器店的土拨鼠，动也不敢动。他们的脚上穿着沾满泥巴的黄胶鞋，鞋帮上还沾着几片枯黄的草叶。站在最前面的那个老头年纪最大，约莫六十多岁，一张脸像风干的橘子皮，沟壑纵横，每一条皱纹里都藏着岁月的风霜。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色褂子，袖口磨得起了毛边，露出了里面打着补丁的衬衣。他叫孙德旺，是孙咀村的村主任。他旁边站着的是柳河村的刘根生，五十出头的样子，个头不高，但很敦实，像一个扎实的土墩子。他穿着一件灰扑扑的中山装，扣子扣得一丝不苟，但领口处已经磨得油光锃亮。最后面那个是八里村的王长贵，四十多岁，是三人中最年轻的，但看起来却比实际年龄要老成许多，或许是长年累月的劳作让他过早地染上了岁月的痕迹。他穿着一件褪了色的迷彩服，裤腿上还沾着几块新鲜的泥巴，像是刚从田里爬出来。

“你们三个……这是咋了？有啥事儿，咋还找到这儿来了？”付平看着他们，语气温和，像对待自家的长辈。

“付书记，我们……我们是孙咀村、柳河村、八里村的，我们……”孙德旺率先开口，声音沙哑，像被砂纸打磨过的木头，还带着浓重的乡音，“我们有点事想跟您说说，不知道您有没有空。您要是有空，我们就说，要是没空，我们……我们就等等。”

“哦，是你们啊，咋还这么见外？来来来，快坐，都坐下说。”付平指了指办公室里的沙发，又对贺志强说，“小贺，去泡几杯茶来，用我那罐龙井，去年从杭州带回来的，一直没舍得喝。今天贵客来了，得拿出来尝尝鲜。”

三个老头一听，更局促了，像三个犯了错的孩子，手都不知道往哪儿放。“别别别，付书记，使不得使不得，我们不渴，不渴。”孙德旺连连摆手，像拨浪鼓一样。

“就是，付书记，您别忙活了，我们说几句话就走，不耽误您功夫。”刘根生也附和道，身体微微前倾，像要随时起身离开。

“我们就是来……来看看您，看看您有没有啥指示。”王长贵的声音很低，像蚊子哼哼。

“来都来了，还客气啥？就当自己家一样。”付平笑着说，“坐吧，都坐，站着说话不累啊？”

三个老头这才小心翼翼地在沙发上坐了下来，只坐了半个屁股，腰板挺得笔直，像三根木桩子。他们把草帽放在膝盖上，双手紧紧地握着，手背上的青筋像蚯蚓一样凸起。

“说吧，有啥事儿？是不是村里遇到啥难处了？”付平看着他们，关切地问道。

“付书记，我们几个来，也没别的事，就是……就是……”孙德旺吞吞吐吐，像喉咙里卡了鱼刺，“就是想跟您反映个情况。我们几个也是曹海镇的人，也是曹海镇的百姓，您可不能只盯着芝麻山村搞啊！您看您这段时间，又是给他们搞产业升级，又是给他们搞乡村旅游，又是帮他们修路，又是帮他们建厂，动静闹得挺大，我们都听说了。我们不眼红，真的，我们就是……就是也想请您去我们村里看看，给我们也指点指点，我们也想跟芝麻山村学学，看看能不能也搞出点名堂来。我们村里的人，都盼着您去呢！您要是去了，那可是给我们长脸了！祖坟上都冒青烟啊！”孙德旺一口气说完，额头上已经渗出了一层细密的汗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