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4月，戴笠正在重庆办公，忽然接到一份电报：“张国焘抵达武汉，速来照料一切。”戴笠立刻两眼一亮，难以掩饰兴奋的神色。他从为蒋介石做事开始，就一直在进行反共的活动，而如今竟然有中国gongchandang的创始人之一前来投靠国民党，不由让他感到自己的工作还算颇有成绩。

张国焘是中国gongchandang创始人，从搞学生运动到搞工农运动，亲力亲为，勇于负责，但从未当上一把手。一、四方面军会师时，他手上有8万多人，毛泽东仅不足一万，于是他便想争夺中央领导权，结果公然另立中央，分裂红军。在失败后，他依然对党的批评心怀不满，屡屡拒绝挽救，最后竟然上演了一幕“ong缔造者反对ong”的丑剧。

1938年4月4日，国民党西北行营主任蒋鼎文在陕甘宁边区南面的黄帝陵举行了一场盛大祭礼。张国焘以陕甘宁边区zhengfu主席的身份，参加陪祭。陪祭完毕，张国焘没有按照毛泽东叮嘱的“祭完后马上回延安”，而是借口到西安有事，就坐上了国民党方面的汽车，住进位于西安的国民党西京招待所，开始和蒋介石派来的人谈条件。等到4月7日他准备去武汉时，才把自己的心意向陕甘宁边区zhengfu主席林伯渠讲明。林伯渠连忙向中央和长江局发报，周恩来立刻指示，要抢在国民党之前，把张国焘接到长江局来。

于是ong开始进行了一系列劝说和强制的活动，但是张国焘一再要求见蒋介石，向蒋报告边区征服工作。最后，周恩来向张国焘指出三条路，让他选择；1。改正错误，回党工作；2。向党请假，暂时休息一个时期；3。自动声明脱党，党宣布开除他的党籍。张国焘表示第一条不可能，可以从第二、第三条考虑。并要求考虑两天再答复。

周恩来等人走后不久，张国焘在房间里坐立难安。他越想越觉得自己的处境太不安全，急于想要寻找一个靠山。于是他打电话约军统特务头子戴笠来饭店谈话。

戴笠等这个电话已经等了很久，他放下电话就做出了安排。军统很快派来两辆车和几个特务，两个上前抱住看守张国焘的丘南章副官，一个拉着张国焘上车。等张国焘走了，才把丘放开。丘南章回到房间，看到张国焘留给周恩来等的字条。上面写着：“兄弟已决定采取第三条办法，已移居别处，请不必派人找，至要。”

张国焘略感不安地坐在军统的车里，车开了很久，终于抵达了武昌一座漂亮的小洋楼。一下车，戴笠就满面笑容地从楼里迎出来一边拍手一边说：“国焘兄，欢迎欢迎。”

张国焘的笑容有些勉强，一直有些退缩地点头说：“戴老板客气了，以后还要戴老板多多照顾。”

戴笠抬手指了指身后的人说：“这位是蔡孟坚蔡局长，他是你的同乡、武昌警察局长。你在武汉的这段时间，就由他来保护你。”

张国焘知道蔡孟坚其实是戴笠派来监视自己的人，但却不敢表现出不满，还是很恭顺地对蔡孟坚点头说：“谢谢蔡局长的关心。”

戴笠说：“张先生先休息一下吧，改天我再来看你。”说完他就上了车扬长而去。

蔡孟坚走上一步指着门口说：“张先生请吧。”张国焘在心里叹了一口气，踏上了楼梯。虽然房子非常华丽舒适，但是身处其中，张国焘却觉得心情空空落落，精神上无所依托。

没过几天，先来拜访的却是受蒋介石之托的陈立夫。陈立夫问张国焘想要做什么工作，张国焘表示想要出面创办一种“民办刊物”，从思想上“揭发共产主义不适宜于中国的种种论据”。不料，蒋介石对张国焘这一自鸣得意的构想却没有同意，而是表示“另有考虑”。紧接着张国焘接到戴笠的一封电报，要他速回重庆面商要事。

对前途毫无把握的张国焘在军统特务的护送下，于1938年9月抵达重庆。戴笠看到略带愁容的张国焘，拍着他的肩膀鼓励说：“张先生加入我们这么久，却让你一直休息，真是屈才了。”张国焘连忙说：“不敢，不敢。”戴笠马上脸一拉，很严肃地说：“我们现在马上就有重要的任务交给张先生。希望张先生支持。”

张国焘一听到这话，马上来了精神。他恳切地说：“我既然加入了贵zhengfu，就要为这里服务。请你们吩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