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律，陛下也极在行。”我想正面进攻，颇是不易，就在侧面去问他，因道：“陛下看来，姚崇和李林甫这两位宰相，哪个好些？”唐明皇笑道：“足下既读史书，难道这样贤奸分明的人物，还有什么看不出来，当然李林甫是一位大大的奸相。”

我问道：“李林甫和杨国忠相比，哪个好些呢？”明皇道：“李林甫虽是奸臣，还有小才，杨国忠连这个才字都谈不上。”说着，叹了一口气。我看了这样子，大概是有隙可乘了，便笑道：“陛下知道杨国忠也是这样一个人物，何必用他？”唐明皇一听到我只管问杨国忠，脸上就有些不以为然，手摸了胡须，昂了头望天，兀自出神。我想着我不应当不识相，再去问什么？笑道：“清代有一位诗人，袁子才，他很替陛下辩护，陛下知道吗？”明皇点点头，脸色又和悦了一点，我道：“他吊马嵬驿的诗，有这两句，‘只要姚崇还做相，君主妃子共长生。’陛下以为如何？”我以为提到马嵬驿这个名字，一定触动了他伤心之处了，只管望他的脸色。等我把话说完了，他居然脸上有笑容，手拍了栏杆道：

“对对对。家事是家事，国事是国事。当年朕尽管宠爱杨贵妃，乃是宫内之事，若是外面的宰辅，还是姚崇张九龄，便也不会有安禄山之变，只是难之矣。”我道：“袁子才，还和陛下辩护过。”他说：“唐书新旧分明在，哪有金钱洗禄儿”？明皇默然低头拈带。我道：“陛下既已提出安禄山，小可不免要请教一事，安禄山之变，这责任应当谁负？难道杨贵妃丝毫不相干吗？”唐明皇脸色一变，拂袖而去。只听那屋檐上的铃子，又在那里响着，“三郎郎当，三郎郎当”！柳敬亭道：“唉！’张先生，这是怎么了？他已有在先，不要提他伤心之事，你怎么只说到杨国忠，杨玉环的事呢？”我笑道：“你也未免太不原谅人了。见着唐明皇不问这道公案，犹之见了柳先生，不问桃花扇这道公案一样，这岂非舍正路而不由？”柳敬亭听了这话，倒也微笑了一笑。因道：“明皇已是不快而去，我们这不速之客，守在这里，似乎‘没有什么趣味，可以另走个地方吧？”我心里大喜，在的人，与现代还有什么关系，却值得你新闻记者来访问一番。”我道：“前代任何一事，都可为后代借鉴。”东坡道：“那是你要问我当年这‘一肚皮不合时宜’了。”说着，拍了一拍肚子。柳敬亭代答道：“固所愿也，不敢请耳。”东坡看了竹子下有一块平石，便让我们在那里坐了。他笑道：“我现在是个古人，有话尽管问。”我道：“后学所不解的，便是后世所说，理学不但南宋、北宋已种了这个根了。当先生之世，真是人才极一时之盛，何以紧接着这个一时之盛，不是国运昌隆，而是中原失守，成了偏安之局？”东坡道：“你问得有理。可知那时人才，也不过分着两派，一是王安石一派，做事过于褊狭。变法未尝不有些道理，但没有深知民隐，坐在宰相衙里发号施令，硬弄得柄凿不入，变了一个朝代的法，一事无成。一是司马光派，做事迂阔，只讲大道。如富弼见神宗，愿二十年口不兵，只把中原百姓，养成了一种文弱之民。这样的人才，便有千千万万，何补于天下大事？”我听了这话，觉得此公倒着实有点见地，因躬身道：“后学有一件事要冒昧一问了。那时人才，外不讲以弭边患，内不讲以除权奸，却是分了朔洛蜀三党。世推先生为蜀党领袖，却专和洛党的程家作对。门户之见，贤者亦不免吗！”

东坡笑道：“阁下不到程门去立雪，却来我这里谈天，我想你也不会是那些腐糟，此何待问？在那时，王安石的法已变完了，那一套周礼，搬到大宋来试验，正是不灵。至于二程，他们所学的，是大学中庸，更是周礼挖出来一些虚浮不着实际的东西，真把皇帝弄成了他明道伊川两先生一般，终日端坐在皇宫里格物，那成何话说？我觉得他兄弟两个，就标榜得有些肉麻，程颐说千百年来无真儒，只有程灏可以上继孟子，你看有兄弟们这样自己恭维的吗？程颐入宫讲学，我怕他会把皇帝弄成个书呆子，故意和他开开玩笑那是有的。”我道：“苏老先生曾说王安石不近人情，而先生对程伊川之规循步短，也说不近人情，先生一家，当然是以近人情为治国之道。请问在大宋当年，怎样才算近人情？”东坡道：“我当年的主张，你可以看我的《策论》。若是在这几百年后的眼光看起来，那我们这班文人都是有罪的。‘议论未了，金兵已渡河矣。’说到个近人情，当年的司马光派和王安石派，不闹意气，把保甲保马方田等法办好了，库有可用之财，国有已练之兵，也就不至于金人所说有两千兵守河，他不得渡了。我奉告阁下一声，转语世人。除了酒色财货之外，意气也可以亡国。”我听到这里，觉得他已是不惜金针度人了。便作一个揖问道：“先生着作等身，最得意之作是什么？”东坡笑道：“若问这得意二字，那就可以说篇篇得意，不得意我何必留了它？比较的说：是那咏桧十四个字：‘根据九泉无曲处，人间唯有蛰龙知。’我的对头，把这话陷害我。神宗说：彼自咏桧耳，何与联事？说了牢骚话，竟没有罪过，这是我得意之处了。”正说到这里，忽然竹林里有人大声喝道：“你们毁谤君父圣贤，还说得意，一齐抓去办了。”随了这一声喝，青天白日，罩下一层不可张目的雾烟，我也就不得再起古人而问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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