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下鸦雀无声。

“恨！我们恨之入骨！”曾国葆的妻兄带头喊了一句。他是个营官，于是，全营五百人皆大叫：

“恨！我们恨之入骨！”

别的营官也鹦鹉学舌般的叫了起来，全军沸腾了，一个个兵勇扯开喉咙大叫不止。曾国藩喜上眉梢，他的情绪也被调动了起来，继续训话：

“既然恨那些匪徒，就要坚决消灭他们。可是，粤匪不会善罢甘休，他们在精神上麻痹大家，说什么‘天下男子皆兄弟、天下女子皆姐妹’。这符合纲常伦理吗？父亲和儿子能是兄弟吗？母亲和女儿能是姐妹吗？这真叫瞎扯淡！在战场上，他们又忘了你们是他的‘兄弟’，杀呀、砍呀！手下丝毫也不留情。他们的谣惑众还能得逞吗？”

不愧为翰林出身！

曾国藩不但偷换了概念，把广义的“兄弟”、“姐妹”说成是特定意义的“兄弟”、“姐妹”。而且，他还雅的、俗的一起来，把无知、憨厚的农民哄得晕头转向。

人们的情绪再次高昂，曾国藩说得更带劲儿了：

“大清的江山是属于皇帝的，我们是皇帝的子民，忠于皇帝老子就是忠于我们生活的这片土地！皇恩浩荡才有了我们今天的安康，要保住安康的生活，必须保卫大清朝廷。古人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你们说，能让粤匪和乱党贼子夺去大清的江山吗？”

众人惊叹：呀！我们的统帅懂得这么多、这么深的道理。

也许，士兵们听懂了；也许他们根本就没听懂什么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不过，一个个都像听懂了似的，有几个人欢呼雀跃，全体士兵便跟着欢呼雀跃。

几个绿营军的老兵悄悄地对新兵说：“过去，长官用火枪顶着我们的后脑勺上战场。今天，我们终于明白了为什么要上战场，真要多谢曾大人的耐心开导。”

曾国藩心里乐滋滋的，他企图以“仁”、以“礼”治军的目的终于达到了。

通过训导，兵勇们的斗志被调动了起来，下一步的工作便是操练了。虽然曾国藩在京城做了十二年文官，对于带兵打仗知之甚少，但是，他手下笼络了一大批武将，他们对军队的操练个个是内行。

满将塔齐布认为：操练时不仅要注意提高士兵的枪、箭、刀、棒、叉使用技能，还应教会他们如何冲锋、如何跑坡、如何抢旗、如何跳沟、如何射击……

此外，布阵、射击、埋伏、扎营、筑垒等样样要会。

曾国藩听得十分仔细，听完以后他竖起大拇指，夸奖塔齐布：“你乃湘军第一将帅也。就按你的方法操练，逢三、六、九日练武艺、阵法；逢二、八日练习跑跳；逢一、四、七日学射击。全军严阵以待，进行严格的操练。”

从绿营军中带来的另外一位武将杨载福也全力以赴地投入了操练，仅仅两个多月下来，湘军就大有进步。罗泽南、郭嵩焘、陈士杰等书生将领也学会了“十八般武艺，”曾国藩甭提有多高兴了。按这个速度算起来，不出一年半载，湘军便可以外出作战了。

四弟曾国葆进步也很大，他虚心向塔齐布、杨载福二人求教，却得罪了年轻气盛的王。王是罗泽南的门生，但他不是地道的“书生将领”。以前，他就带过兵、打过仗，并有屡建战功的光辉历史。他跟随罗泽南带兵投到曾国藩部后，曾经一度颇受“恩宠”。

王居功自傲，常在曾国葆面前卖弄武艺，曾国葆也曾佩服过他。不久，曾国葆盯上了塔齐布、杨载福二人，并拜他二人为师。曾国葆与王两个人各带一个营，操练时，被冷落的王鑫处处与曾国葆作对，以至发生过一点小磨擦。

曾国藩知道此事后，把四弟狠狠地训斥了一顿，并要求四弟向王赔礼道歉。曾国葆不敢违抗大哥，便至王营中赔礼道歉。

刚刚踏进营区，他就听见几个人高声叫道：

刚刚踏进营区，他就听见几个人高声叫道：

“押注、押注！谁还押注呀？”

“我押！刚才，我输了两文钱，不捞回来不行。”

曾国葆眉头一皱，因为军中严禁喝酒、dubo、嫖娼、打架、偷盗。一经发现有人违纪，立刻予以重罚。可是，这是王的军营，自己无权过问，还是请王出面制止dubo事件吧！

王不在军中，他到老师罗泽南面前诉苦去了。罗泽南就事论事，批评了学生，说王气量太小，不要在小事上与曾国葆斤斤计较。王满腹委屈无处诉，又遭老师一通批评，心里更窝火。他气呼呼地回了军营，也太凑巧了，王与曾国葆“狭路相逢”。

曾国葆刚想和他打招呼，王头一扬，不准备理睬他。曾国葆猜出了七、八分，他离开了王的军营。王又不是聋子，他一进军营就听见了士兵大喊大叫，他以为曾国葆刚才是来密探的。气不打一处来，他先冲进军营把几个赌徒给绑了，又冲出军营来追曾国葆。曾国葆莫名其妙，还没等他反应过来是怎么一回事，双眼就被王封上了。王边打边叫道：

“探子，回去报告你那至高无上的大哥吧！就说我王军中不但有赌徒，还有淫棍、烟枪、酒鬼。我就喜欢养这些人，你们能奈何得了我吗？”

曾国葆岂是善茬儿！他回过身来，也给了王几拳。

两个营官扭打一团，极大地败坏了军纪。曾国藩怒不可遏，他下令关王和曾国葆的禁闭，三天三夜不给饭吃，让他们好好思过。

罗泽南又气又心疼，他一急之下病倒了。五天病愈后，曾国藩非常痛心地告诉他一件事：王带了五百湘军出走了。据说，他投靠了骆秉章。

“不肖学生，气死我了！”罗泽南老泪纵横。

为了防止类似事件再发生，曾国藩告诫全军将领：军营中杜绝dubo、打架、抽大烟、酗酒、嫖娼、抢掠、造谣、搬弄是非等不良行为，提倡互助、互爱、勇敢、耐劳、朴实、忠诚等优良作风。并明文规定：

一、每日坚持操练者，发一文钱；

二、每日搞好内务者，发一文钱；

三、射击中二十靶，赏一文钱；

四、检举不法分子，并抓获不法分子者，赏一文钱；

五、临阵杀敌一名者，赏银八两；

六、临阵杀敌两名者，赏银十八两；

七、伤头者赏十两、伤身者赏二十两、伤腿脚者赏十两；

八、阵亡者，抚恤银五十两、埋银十两；

九、dubo、打架、抽大烟、酗酒、嫖娼者罚银一两；

十、持刀抢劫、拦路敛财者罚银五两；

十一、临阵逃脱者，棍打四十，罚银十两，革除；

十二、叛军投敌者，逮住立刻砍头。

此举措赏罚分明，让湘勇无可挑剔。告示一公布下来，士兵们纷纷拥护。尤其是那些家境贫困的人，会更加努力参加训练，以求更多的赏银。

咸丰三年夏，曾国藩的湘军陆战军逐步走向成熟。

此时，约有士兵五千人，共十个营。分别由塔齐布、罗泽南、邹寿章、周凤山、储玖躬、曾国葆、朱孙饴、邹士琦、杨名声、林源恩等十人带领。

曾国藩在衡阳加紧练兵之际，安徽、湖北、江西一带的绿营军正拼命阻挡着太平军的北伐和西征。江忠源部和吴文熔部已濒临绝境。

对此，曾国藩深感不解。江忠源的军队不是纯粹的绿营军，而是绿营军与新宁兵勇混合部队，其作战能力不算太差，为什么会败在太平军的手下？

曾国藩派郭嵩焘前往慰问，并送上白银三百两以示关心。郭嵩焘很快就回来了，他带来了一个全新的观点：若要打败太平军，非建水师不可！

曾国藩一下子陷入了沉思之中。对于太平军的水上作战能力，他早有所闻。

一年前，即咸丰二年初秋，太平军攻打岳州、益阳的时候从那里弄到民船几千只，洪秀全决定改民船为水师。曾国藩没有认真分析过这件事情，他朦胧的感觉到自己也应该建立一支有较强战斗力的水师，可是，由于资金缺乏未能付诸行动。

郭嵩焘从江忠源那里回来后，他把自己对太平军水师的最深切感受告诉了曾国藩。他说：“江忠源的军队，作战不可以说不勇敢、指挥不可以说不利，其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兵种单一，无法和作战灵活、多变的太平军抗衡。太平军不仅训练了一支过硬的陆军，他们还训练了一支过硬的水师。在武昌一带，我亲眼所见太平军水师千船百舸，蔽江而下，游弋自由、往来迅捷。江忠源的军队无法与之相媲美。”

曾国藩心中一颤，他想：“江忠源的军队无法与太平水师相媲美，这是我应该吸取的教训。虽然我建立的湘军陆战队有一定的作战能力，可是和太平军交手时，万一碰上太平水师，不也一样要惨败吗？如此说来，郭嵩焘的建议很有参考价值。”

与此同时，湖广总督吴文熔、江西巡抚江忠源分别向咸丰皇帝一次次地上奏，请求朝廷拨出银两建清军内江水师。他们清醒地认识到若想尽快消灭太平军，非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不可！

虽广东外海水师也亟待扩充力量，不过，咸丰皇帝想了想还是认为镇压太平军是当务之急。洋鬼子再闹腾，无非是想多占一点“小便宜，”他们威胁不到皇位；但是，太平天国运动直接威胁了龙椅上的大清皇帝，随时都有可能把爱新觉罗氏从皇位上拉下来。无奈之下，咸丰皇帝咬了咬牙，将拨给广东水师的四万两白银挪用给湖北、湖南、四川三省，谕令三省尽快组建内江水师，以对付太平军。

吴文熔接到四万两白银后，命令江忠源付诸行动。江忠源岂敢怠慢，他与湖南巡抚骆秉章一商议，决定拿出三万五千两建立绿营水师，另外五千两送给曾国藩，请曾国藩建立湘军水师。江忠源与曾国藩不谋而合，他们立刻投入了组建水师的“战斗”。

有了训练陆军的丰富经验，训练水师还难吗？

曾国藩充满了乐观主义精神，不久，他就碰了壁。这时，他又一次深深地体会到“干什么事情都不容易”！

首先是招募水勇就遇到了麻烦。湘潭、郴州、桂阳一带人水性很好，但那几个地方多会党，地方势力很大。曾国藩担心从那里招来的水勇不服管教，万一会党分子混入其中，将来后患无穷；湘乡一带人虽然老实、憨厚一些，但他们不习水性，加上连年在家乡招募兵勇，所剩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已经不多了。

布告张贴半个多月了，前来报名者了了无几。眼见到了秋后（咸丰三年，1853年），湘军水师仍是“八字没划一撇”，曾国藩心里能不着急吗？

曾国藩和郭嵩焘、罗泽南、塔齐布、杨载福等人一商量，大家横下一条心：宁愿招不到水勇，也不在湘潭、郴州、桂阳一带滥招游手好闲之徒或会党分子！

天助曾国藩也！

就在这时，湘乡一带发生了百年不遇的旱灾，秋后几乎是颗粒无收。不少小伙子与其在家争亲人的那口饭或等着饿死，不如投靠老乡曾国藩。由于湘军陆勇待遇比绿营军好，也因为曾国藩善于循循诱导，所以在湘乡一带，曾国藩的口碑很好。

一时间，“投靠老乡曾国藩、有吃有喝也有穿”成了高湄山人的口头禅。几乎是一夜间，水勇招到了五千多人。

一时间，“投靠老乡曾国藩、有吃有喝也有穿”成了高湄山人的口头禅。几乎是一夜间，水勇招到了五千多人。

一看水勇，曾国藩心中十分欢喜。四弟曾国葆和大将领杨载福招来的全是健壮、魁梧的青年农民，一个个模样憨厚，无油嘴滑舌之相。这样的人吃苦耐劳，又不斤斤计较，只要加紧训练，很快便能出征。

第一个难题解决了，他们又遇到了第二个难题：五千水勇也应分为十个营，十位营官由谁担任？

眼下，有两位现成的水师营官，即杨载福和彭玉麟。杨载福是曾国藩从骆秉章手下带来的一位大将，此人死心塌地为曾国藩效力，又曾在广东外海水师里干过，他欣然地接受了任务。

彭玉麟，可谓是中国大清时期的传奇人物。在他入湘军水师之前，还有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

彭玉麟，字雪琴，湖南衡阳人，其父早年在安徽合肥当过巡检。彭玉麟十六岁时，父亲因病去世，从此家道中落。他的母亲是位坚强、好胜的女人，发誓以纺纱为业，也要继续供儿子读书。等儿子长大成器以后，非把邻人强占他们的田地夺回来不可！

彭玉麟十分争气，不到二十岁就考上了秀才。由于时局不稳定，他不想再考什么功名，便到了衡阳县衙门充掌书记。干上文职以后，他却迷上了兵法，一有空闲便拿起《孙子兵法》来读，还对《公瑾水战法》兴趣十足。他动手画过布阵图，也喜欢在纸上来谈兵。别人见此情景，都嘲笑他是“兵痴”。

苍天有眼！一个偶然的机会，彭玉麟脱颖而出，成为衡阳一带小有名气的“军师”。

咸丰二年（1852），耒阳一带小股农民暴动，直接威胁到附近几个地区的富豪绅士，他们吓得浑身直发抖，跑来找知县陆传应，请求陆传应派守城绿营兵前往镇压“匪徒”。

陆传应手里只有一百多个守城兵，他能答应派兵吗？几个富绅又是磕头，又是作揖，无论如何也不肯回去。彭玉麟得知这一情况后，便毛遂自荐请求出兵。陆知县纳闷儿了，他说：“彭玉麟，虽然你在绿营军中充掌书记，但是，你从来就没带过兵、打过仗。再说，守城的这几个兵也不可能让你带出城，万一贼子趁虚而入怎么办？”

陆知县眉头一皱，给他使了个眼色，意思是说：“你千万不要逞能！光凭书上的那点兵法，你能对付得了暴动的刁民吗？耒阳离我们衡阳远着呢，我们犯得着牺牲自己吗？”

彭玉麟很想试一试自己的能力，他假装没看见陆知县的眼色，一拍胸脯说：

“耒阳是我们的近邻，唇亡齿寒，我们怎么能坐视不管。知县大人，请你放心吧：守城的兵，我一个也不带。只要大人准我十天、半个月的假，我会尽最大的努力平息暴动。”

“哼！”陆知县气得一扭头。他还好意思公开再阻拦吗？只好任彭玉麟瞎折腾。

原来，彭玉麟在干书记的同时，他还有个“第二职业，”即受雇于一富商人家。这家老板是生意人，家中常常是货进货出、金银成堆，没有家丁行吗？

彭玉麟向老板借了二十几个家丁，又从自己村子里带了三十多个壮小伙子，五六十人组成了一个“小分队，”在彭玉麟的带领下连夜赶到了发生骚乱的村子。彭玉麟在山坳里布了个陷阱，专等一群没有组织、没有口号、没有纲领、没有指挥者的“匪徒”钻进“口袋”。

彭玉麟有备而来，并布有阵法；“匪徒”麻痹大意又散乱无章，可想而知，彭玉麟大获全胜。“耒阳大捷”以后，衡阳一带彭玉麟名声大噪。

当地人称他为“彭葛亮”。

曾国藩打听到衡阳有个彭玉麟，便派四弟曾国葆前去邀请他共创大业。起初，彭玉麟有些顾虑，认为湘军声势浩大、人才济济，自己不是科班出身，到了军队恐怕会受到排挤。

他没有接受曾国藩的美意。

曾国藩仍不死心，派曾国葆再去请。大将军塔齐布有点不高兴了，他对曾国藩直道：

“彭玉麟无非是一个乡间书生，他读了两本兵书，又带着几十个人平定了乡间暴动，摆什么臭架子。曾大人您看得起他，是他三生有幸。国葆屈尊前往，他还拒绝之。如今有必要‘两顾茅庐’吗？”

曾国藩右手托着下巴，沉思了一会儿，开口道：

“有必要！彭玉麟这个人，我非把他请来不可！虽然我从未见过他，但从别人那里听到的三两语，就能感觉到那是个奇人。”

“奇在何处？”塔齐布问。

“此人乃一乡间秀才，在绿营军充掌书记，却熟读《孙子兵法》、《公瑾水战法》，这说明他热爱战争事业。一个人，无论他干什么事情，首先要有极大的热情，才能干得轰轰烈烈。此外，他不贪财，这是极少数人具有的优良品质。当彭玉麟平定了暴动以后，乡绅富豪纷纷送上银两或财物以表谢意，他一一拒纳。湘军多几个这样人，军可治也！”

塔齐布被说服了。他不是那种心胸狭窄之人，并没有因为曾国藩称赞彭玉麟而产生嫉妒之心。相反，他暗暗下定决心：

“不管彭玉麟来不来湘军任职，我都要向他学习，并号召士兵也向他学习。只有不贪财、不揽权、不好色、不贪杯、不抽大烟，才能全心全意地投入自己热爱的剿匪事业，才能有所作为。”

曾国葆“两顾茅庐，”彭玉麟还能再拒绝曾大人（曾国藩）的美意吗？

彭玉麟加入了湘军水师，杨载福热烈欢迎老朋友的到来。当晚，杨载福就高高兴兴地摆了一桌酒席，邀请曾国藩、罗泽南、郭嵩焘、塔齐布、曾国葆等人赴宴，大家开怀痛饮、畅谈未来。

既然彭玉麟与杨载福是一对老朋友，曾国藩决定让他二人各领一个营，以后作战时也能互相配合。另外八个营官是：褚汝航、夏銮、胡嘉垣、胡作霖、成名标、龙献深、邹汉章和诸殿元。

咸丰四年二月，以上十个营官各统领五百人，湘军水师正式成立。

有了水兵，有了将领，却没有战船。

曾国藩决定立刻建立衡阳造船厂，新造或改装战船，把湘军水师尽快装备起来。听说广西候补同知褚汝航和岳州守备成名标曾在广东外海水师干过，他便令这二人仿照广东战船，监督湘军造战船。

这时，又从广西买来了上等的木材，大家一齐动手，砍的砍、锯的锯、钉的钉，一艘艘战船很快建成。与此同时，他们还利用民船进行改装，把从广东买来的洋炮装上，民船变成了战船。

求快，还要求好！

曾国藩反复强调：“我们的对手是强大的太平军，他们有聪明的指挥官、有勇猛的士兵、有一定的作战经验，千万不能低估他们。据说，他们的战船非常坚实，那我们的战船就必须牢不可破！”

统帅下了死命令，谁敢不执行！湘军水师从武器的装备到水勇的训练可谓精益求精也！

几个月后，曾国藩检阅水师时，他看到湘军水师严阵以待，便高兴地问：“一共有多少条改装船、有多少艘新建战船？”

褚汝航回答：“共有战船三百六十一艘。其中拖罟（大战船）一艘、快蟹（小战船）四十只、长龙五十只、舢板一百五十个、改装了一百二十只民船。”

“洋炮多少门？土炮多少门？”曾国藩问得十分仔细。

杨载福脱口而出：“洋炮三百二十一门，土炮四百七十门。”

曾国藩欣慰地笑了。

洪秀全正在天京做他的“天王”，他麻痹大意了，未曾预料到自己将要遇上一个强大的对手——曾国藩。金田起义后，太平军几乎是节节胜利，也许他被胜利冲昏了头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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