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天爷和曾国藩开了个大玩笑！
曾国藩不知该说句恭喜之类的话呢？还是要埋怨他几句？
张亮基把曾国藩请出了山，又不能亲自扶植其团练发展、壮大，他觉得有愧于曾国藩。于是，新任湖广总督的他尴尬地笑了一下，说：“以后凡是我能帮得上忙的地方，曾大人尽管吩咐好了。”
曾国藩马上恢复了常态，向张亮基拱了拱手，恭贺他荣升为总督大人。
曾国藩要效忠的是大清朝，不管金銮殿上坐的是哪一个皇帝，也不管自己的合作人是谁，他都一样地去为封建统治者卖命。
这就是他那至死不渝的忠君思想。
既然已经出山了，还能再回去吗？曾国藩的答案是：一路披荆斩棘干到底！
曾国藩是团练大臣，其任务是“帮同办理本省团练乡民搜查土匪之事务，”这就是说他只能小规模的招集地方勇士以保地方上的安全。他不能过问或干涉国家军队，否则就为越权行为。可是，他不甘心当一个不名不份、不官不绅的乌合之众总头目，与其这样，还不如回家安分守己地去守制。
胸怀大志的曾国藩早已认识清了许多问题，他认为太平天国运动是一场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它有明确的纲领，有严格的军纪，有聪明的指挥将领，指望腐朽的大清军队去扑灭这场熊熊烈火，几乎是不可能的。
“历史的重任”落到了他的肩上，为了挽救风雨飘摇中的大清朝，他必须站出来训练一支强有力的军队，以对付日益发展、壮大的太平军。
此时，太平军威力已势不可挡，他们攻武昌、克九江、夺安庆、占金陵。洪秀全等人决定建都金陵，并改金陵为“天京”。太平天国还颁布了《天朝田亩制度》，进行政权建设，不久又组织了北伐和西征。一路由林凤祥、李开芳率领，由扬州北上直向北京；另一路由胡以晃、赖汉英统领，开始了西征。
这两路人马暂时都威胁不到湖南境内，所以，湖南省的任务是肃清地方“不靖，”有能力的话去支援周边各省。相对来说，曾国藩出山之初，其主要任务不是对付太平军，而是清除省内小股暴动。这对于经验不足的他来说，无疑是一个很好的锻炼机会。
曾国藩一行人来到长沙已三个多月，他们借团练之名又招募了一千多兵勇。军饷暂时不成问题，除了前任巡抚张亮基留下的那八百两银子，他们又从各县富绅那里募捐了两千多两白银，估计能用到秋后。问题是新任巡抚骆秉章不像张亮基那么支持他们，布政使徐有壬对曾国藩不理不睬，按察使陶恩培有时暗中作梗，使曾国藩感到孤独无助。
起步之初总是非常艰难的。曾国藩向巡抚骆秉章寻求帮助，骆秉章本不想答应他，但他又一转念，想道：“如今世道不太平，有曾国藩办团练维护一下地方治安也不错。再说，曾国藩办团练又不要巡抚衙门贴补一两银子，我何不顺水推舟，送他一个人情呢？”
于是，骆秉章拨了一块空地给曾国藩，让他加紧训练兵勇。
曾国藩手中之人多来自散落在各地的兵勇，只要稍加训练便能出门作战。一个月后，为了检验一下自己的兵勇战斗力如何，曾国藩请求骆秉章给他一次出战机会。
这时，衡山会党聚众闹事，骆秉章正不舍得用他的官勇（国家军队，包括绿营军和八旗兵），何不派曾国藩的湘勇去镇压小股农民起义。曾国藩欣然同意了，他令王立刻带上五、六百人，前往衡山镇压闹事的农民，果然，湘勇战斗力比绿营军强多了。
骆秉章保存了官勇的实力，曾国藩有了一次实战的经验。
王凯旋，曾国藩拨出银两犒劳士兵，湘勇士气大振。后来，湘勇又被派往长沙附近各地作战，横扫了衡山、兴宁、茶陵、安仁等县，镇压了一次次小股农民起义，湘勇的战斗经验慢慢地积累起来了。
这几个月来，曾国藩一点点认识到对付小股农民起义最好的办法是严惩不贷。
“就地正法，”效果极佳。他令属下四处寻查，一旦发现形迹可疑者，立刻逮捕他们或就地正法。一时间，湖南境内人心惶惶。
自嘉庆年间以来，湖南境内会党活动十分活跃，不少走投无路的农民铤而走险、劫富济贫。当地富绅对他们早已恨之入骨，当曾国藩的属下四处搜捕“不法分子”时，富绅们的情绪一下子被调动了起来。他们一会儿指正这个是土匪，一会儿诬陷那个是莠民。只要他们有两个人一口咬定某人是“莠民，”那个人定死无疑。
有时，乡村宗族间发生了械斗，湘勇也前往干涉。他们不问青红皂白，一律抓到长沙，砍了他们的头再说；也有的时候，在大街上看到两个人在打架斗殴，更不管三七二十一，统统杀掉；更甚的是，人家夫妻生气斗嘴，他们也管，有一次砍了人家丈夫的头，气得那女人一头撞死在大街上。
白色恐怖令人发指！
在湘勇的眼里，到处有“土匪”、人人是“贼人，”他们几个月的滥杀滥砍引起了民愤。
人们送给曾国藩一个绰号：曾剃头。
曾国藩并非不知实情。他知道自己设立的“审案局”就是一个阎王殿，一旦有人被送进审案局，重则砍头，轻则杖毙，就别想活着出来。
老百姓在背后诅咒他，刘蓉、罗泽南等人当面规劝他，他不可能无动于衷。夜深人静的时候，他也深深地反思过、自责过，可是，为了大清的基业，他豁出去了。别说人家叫他“曾剃头”、“曾屠户，”就是叫他“曾魔王”也改变不了他的“剿匪”决心。
消息很快传到了白杨坪，欧阳氏带着几个月大的小女儿曾纪芬来到了长沙。
夫妻分别近一年了，可是，他们一见面就吵了起来。欧阳氏先苦苦哀求，不见丈夫应诺，她才动了脾气，大发雷霆的。曾国藩从来没见过欧阳氏发这么大的火，她几乎是暴跳如雷了。大哭大闹，还夹着几句恶毒的咒骂：
“曾剃头、曾屠户，你枉杀众生，你不得好死！呜——”
她哀哭不已，求丈夫放下手中的屠刀。
曾国藩脸色铁青，他一语未有。此时，他又能说什么呢？无论怎么解释，妻子都不会满意的，除非从今以后他不再“剿匪”了。
本来，曾国藩是位儒生，别说sharen，就是连杀鸡都不敢。早年，他效仿唐鉴与倭仁，每日三省其身，哪怕连一点点私心杂念都不放过，他认真地检点自己，希望自己做一个高尚、善良之人。
如今，他大开杀戒。按他的说法，并不是sharen成瘾，而是“使命所在”。
对此，曾国藩的解释是：“制造白色恐怖能扼制不明真相的老百姓去接近那些贼子、乱匪，而且若想使会党分子改邪归正，必须让他们惧怕你。”
其实，他这么滥杀无辜还有一个重要原因，不过，他说不出口。
那就是：团练之军饷来源于地方上的富绅。只有把地方上的富绅最怕、最恨的人杀掉或镇压住，他们才可能源源不断地送银送粮，以进一步增强团练的武装力量。
杀吧！反正是豁出去了！
仅仅两个多月，斩决者一百四十二人；杖毙者八十九人；狱死者四十五人；
这期间，曾国藩可算是酷吏了。妻子哀求和朋友的规劝都没起什么作用，于是，大家开始疏远他。曾国藩顿时感到有些孤独，他希望有人能理解、支持他，给他力量与希望。
郭嵩焘不愧为知己，在曾国藩很需要别人理解与支持的时候，他站了出来，并告诉曾国藩：“涤生，你干得太好了！对付乱民贼子就要手腕狠一些，宁肯让人骂我们太严了，也不能让人说我们太宽了。放走一个莠民等于害了一大帮良民。自古以来，王道是用霸道来实现的，没有专制，哪有平静的社会、哪有百姓的安康？”
听了这话，曾国藩更坚定了信念。他要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去完成大清皇帝交给他的使命，做一个名副其实的“忠臣”。他认为文官不贪财、武官不怕死，则天下可治也。而自己既不贪财，又不怕死，天下多几个他这样的人，大清国就有救了。
曾国藩在长沙的所作所为不仅引起了老百姓的愤恨，也导致了湖南地方官员对他的不满。地方官员不满于他的越权行为，他们觉得曾国藩的手伸得太长了。
按大清的法律制度，审讯犯人应由按察使行使职权，并由此机构进行惩处。可是，曾国藩越俎代庖，湖南大吏对此十分反感。布政使徐有壬、按察使陶恩培开始联合起来，排挤非官非绅的团练大臣曾国藩。他们的最终目的是把横行一时的曾国藩挤出长沙。
按大清的法律制度，审讯犯人应由按察使行使职权，并由此机构进行惩处。可是，曾国藩越俎代庖，湖南大吏对此十分反感。布政使徐有壬、按察使陶恩培开始联合起来，排挤非官非绅的团练大臣曾国藩。他们的最终目的是把横行一时的曾国藩挤出长沙。
曾国藩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他求助于湖南巡抚骆秉章。骆秉章这个人十分狡猾，他既想利用曾国藩的兵勇剿杀地方上的各种党会组织、镇压小股农民暴动。同时，他又担心曾国藩的势力日益壮大，以至威胁到自己的利益。
骆秉章利用曾国藩与徐有壬、陶恩培之间的矛盾，来个“鹬蚌相争，渔人得利”。他要坐山观虎斗，两虎伤一或两虎俱伤，于他何干！
当曾国藩大开杀戒的时候，他还干了另一件傻事，那便是企图改造腐朽的绿营军。随着团练队伍的不断扩大，曾国藩与郭嵩焘、罗泽南、刘蓉、王等人清醒地认识到必须加强军队的训练，使兵勇迅速成长起来。团练不仅要有较强的战斗力，还要有一定的凝聚力。
咸丰三年夏初，曾国藩发现绿营军中有一位满族将领可堪大用，那个人叫塔齐布。
塔齐布，满族镶黄旗人，中军参将。此人身上没有大多数绿营军将领所表现的弱点，他爱兵如子、带兵严格，又能吃苦耐劳，是曾国藩心目中理想的将帅。
如果能把塔齐布笼络住，将来对自己定有好处。于是曾国藩上奏皇上，为满将塔齐布请功。同时，他又弹劾了另一位满将——清德。听说一年前，太平军攻打长沙时，清德带兵应战，当西城门被轰开一个小口时，清德吓得抱头逃窜。他当着众官勇的面脱去了官服，换上事先准备好的民装，令清兵多有耻笑。更让太平军嗤之以鼻。
他贪图安逸，不理军务，有失军威，简直就是败类一个！曾国藩下决心要弹劾这种人，让大清的皇上早日除掉他。
一誉一毁，势必招致清德的不满。清德想方设法反扑曾国藩。
平日里，湘勇操练的时候，曾国藩总要求塔齐布和清德所属的绿营军一起操练，这叫“会操”。一般情况下由王统一指挥。这种形式的会操已经坚持了二十多天，湘勇与官勇相安无事。这说明上层统帅的矛盾暂时没有影响到士兵的情绪。
突然有一天，双方士兵发生了械斗事件。起初，曾国藩没有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他按常规处分了双方兵勇。对于挑衅者一方——官勇，他责其在骄阳下罚站半个时辰；对于自己的湘勇，他杖打二十。双方也算扯平了。
到了晚上，清德带了一批人马，他们气势汹汹，前来兴师问罪。曾国藩令其弟国葆对其进行解释，清德一句也听不进去。他扯开大嗓门儿，有意说给曾国藩听：
“我是出于爱护兵勇才找你们理论的。大热的天，就是躲在树阴下都流汗，在骄阳下罚站，太残酷了吧！纵然兵勇有什么不好，告诉我一声，我是那种护短之人吗？”
说罢，他头也不回地走了。跟在他身后的几个官勇，有的踢翻了湘勇的板凳，有的朝军营墙上撒尿，有的吐唾沫，清德装作没看见。
曾国葆差一点冲了上去，曾国藩用眼神制止了他。清德走后，曾国藩警告湘勇，不要再与官勇发生冲突。哪怕是一点点小的磨擦都有可能引起一场残酷的械斗。现在不能起内讧，湘勇与官勇应携手并肩对付太平军。
可是，械斗终于发生了。
只要有一方想找茬儿闹事儿，就没有打不起来的架。六月下旬的一天，曾国藩的湘勇与清德的官勇发生了一场恶战。为了平息事端，曾国藩委曲求全，他令下属绑了几个湘勇，并把他们送到校场鞭挞之。然后，他气呼呼地回到了寓所。
其他湘勇当然不服气，欲找清德论理。
就在这时，清德不请自来。他令官勇包围了团练营房，大吵大叫，要见曾国藩。官勇里里外外搜了个遍，也没发现曾国藩。官勇把营房砸了个稀巴烂，然后，扬长而去。
一位湘勇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飞奔去了曾府。
好汉不吃眼前亏！曾国藩深知此时斗不过清德，还是逃吧！
在几个卫兵的掩护下，曾国藩逃往骆秉章处。他刚刚在骆府门外站稳，清德及其二百多官勇便追来了。曾国藩拼命地拍打着门上铜环，门开了个小缝，曾国藩直往里面挤。
骆秉章慢慢悠悠地走出屋子，拖着长腔问：
“曾——大——人，什么——事啊——，瞧你满头大汗的。”
曾国藩惊魂未定，他结结巴巴地说：“救——救我，他——他们人多！”
清德冲了进来，两个官勇一跃，欲扑曾国藩。曾国藩吓得直往后退，一直退到骆巡抚的身后。
骆秉章低声道：
“放肆！曾大人是团练大臣，岂能侮辱之！”
两个官勇这才罢手。
清德来个恶人先告状！他强词夺理，诽谤曾国藩指使手下打了官勇。曾国藩欲申辩，骆巡抚十分冷淡地说：“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你们二人各持己见，我如何判断呀！”
曾国藩见状，他头也不回地走了。
身后传来一阵狂笑声。
离开长沙，现在就走！曾国藩主意已定。
今日之事无非是个“导火索，”促使他进一步下定了决心。离开长沙的念头早在二十天前就有了，每当湘勇与绿营军会操时，绿营军将骄兵腐、懒散无比，曾国藩早就担心对湘勇会产生不好的影响。只不过，他找不到一个合适的理由向湖南巡抚骆秉章辞行，今日之事说明了一切：骆秉章不会假意挽留他，曾国藩也没必要把“官司”打到咸丰皇帝那儿。
即使曾国藩在奏折里如实陈述，骆秉章也不会受到什么处分，反而引起咸丰皇帝的反感：兵荒马乱之际，你们不同仇敌忾、报效朝廷，在那里起什么内讧！
说不定龙颜大怒，他们还会各挨“五十大板”。于其这样，不如不说。曾国藩咽下了这口气，他是“好汉打脱牙和血吞”。
人生路上，比这更难堪、更难忍的事情都有，难道每一次都要争个高低吗？！
并非一气之下，曾国藩离开了长沙。他带着两、三千兵勇到了衡州，即衡阳。
之所以选择衡阳作为练兵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其一，曾国藩的岳父家就在衡阳，妻兄欧阳牧云和欧阳凌云在地方上都有些小名气，能给他以帮助；其二，他早年曾就读于衡阳唐家私塾，从师于汪觉庵老先生。汪老先生的弟子很多，现在不少是衡阳名士，曾国藩与他们同出一师门，交往起来总方便得多。其三，衡阳知县陆传应为人谦和一些，比长沙那几个“混账东西”好处一些。其四，当年吴三桂在这里练过兵，留下一个不错的校场，可供练兵。其五，湖南境内，除了省城长沙，衡阳就算第二大军事要塞了。衡阳城易守难攻，外面有了战事立刻出征，没有便操练兵勇。
准确地说，曾国藩不是逃到了衡阳，而是为了壮大军事力量主动撤出了是非之地，这是一个明智的决策。它不但挽救了将要“夭折”的湘勇，还壮大了自己的实力，最后使湘勇成长为湘军。若继续留在长沙与那几个庸夫俗子打交道，只会白白消耗自己的大好时光。
半年前，曾国藩出山之初并没有想到要建立一支属于自己的军队，那时，他也不敢这么做。因为，咸丰皇帝在圣旨中明确了他的身份“帮同办理本省团练”。
帮办、帮办，那就不是主管，没有权力过问正规军。曾国藩恰恰就犯了这个错误，他干涉了湖南提督所属的正规部队——绿营军，以致自取其辱。当众人向他发难时，他进一步肯定了自己的独到见解：要对付太平军、镇压农民暴动，靠腐朽、软弱的国家军队已不行。现在，迫在眉睫的任务是组建一支有战斗力、有凝聚力的新型军队。
而这个新型军队的统领便是他自己——曾国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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