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人不再耽搁，裹紧羽绒服就走进寒风里。

街角立着个红色圆柱形的公用电话亭，铝制框架上的红漆有些斑驳，玻璃窗上蒙着层雾气，隐约能看到里面挂着的《使用须知》铁皮牌子。

张家栋推开沉重的玻璃门，电话亭里空间狭小，只能容下一人站立。

他先仔细看了看玻璃内侧贴着的收费表――市内通话每次四分钱，不限时。

但后面用小字备注“长话短说”；人工长途要先去邮电局挂号。

角落里还贴着手写的“请勿损坏话机，违者罚款”和“通话完毕请挂好听筒”等字样。

他从羽绒服内兜掏出个钱包，里面整齐码放着几分、几角的硬币和几张皱巴巴的一角纸币。

他挑出四个一分钱的钢g儿，一个个塞进投币口，能听见硬币滚落进钱箱的清脆声响。然后他拿起黑色的话筒，把听筒夹在肩颈间，借着昏暗的光线翻到小本子那页，开始拨转号盘。

老式拨号盘转起来有些涩，发出“咔哒、咔哒”的机械声。每拨一个数字，转盘回转时都会发出“嗡――”的弹簧声。

郑导等在亭外，呼出的白气在玻璃上又凝了一层雾。

电话响了七八声，那边终于接了起来，一个带着胶东口音的男声传来：“喂，青岛驻京办，哪位？”

“您好，请问是许主任吗？我是青岛县合作社的张家栋，曹县长介绍我联系您的。”张家栋语气恭敬地说道。

“哦！是张厂长啊！曹县长之前特意交代过，可把你们等来了！”许主任的声音立刻热情起来，“你们现在在哪儿？到北京了？”

“是，许主任，我们刚办完点事，现在在城里。想跟您约个时间，去看看办事处备选的地方，不知道您方便吗？”

“方便，方便！”许主任回答得很干脆，“这样，你们要是现在有空，就直接来我们驻京办吧，就在东城区豆瓣胡同二十号。咱们先碰个头，我把初步筛选的几个地方资料拿给你们看看，下午我陪你们去实地转转，怎么样？”

“那太好了！谢谢许主任！我们这就过去！”

张家栋连忙答应，挂了电话，听筒放回话机时发出“咔嗒”一声轻响。

张家栋推开电话亭厚重的玻璃门，冷空气立刻涌了进来，他深吸一口气，对等在门外的郑导说：“联系上了，许主任人很热情，让咱们现在就过去。驻京办在东城豆瓣胡同，他先拿备选地方的资料给咱们看，下午陪咱们实地去看。”

郑导一听，立刻来了精神：“太好了！事不宜迟，那咱们这就动身？”他搓了搓冻得有些发红的手，“怎么去？打车还是坐公交？”

张家栋看了看手表：“时间还够，许主任在办公室等咱们，也不急这一会儿。坐公交吧，我记得有趟车能到那附近，下了车再走几步就到了，晚上说不定还能请许主任吃个便饭，联络联络感情。”

“行，听你的！”

郑导说完，两人便朝着最近的公交站走去。

等车、挤车、又在寒风里走了一刻多钟，问了两次路，他们终于找到了那条闹中取静的胡同。

按照门牌号找过去，很快看到一处挂着白底黑字木牌的小院，牌子上的字是“山东省青岛市人民政府驻北京办事处”，黑漆有些剥落，但字迹清晰。

院子是典型的老北京四合院格局，但显然经过修缮和改造，以适应办公需求。

青砖灰瓦，门楣上方还依稀可见旧时的雕花，但朱漆大门是新刷过的。推开厚重的木门，绕过磨得光滑的影壁，只见正房和东西厢房的门窗都换成了新式的钢窗玻璃，擦得锃亮，与古朴的屋脊形成一种跨越时代的结合。

院子里的方砖地铺得平整，扫得干干净净，角落里一棵老槐树枝干遒劲，落叶已尽，被仔细地堆在树根处。西厢房门口还停着两辆二八式自行车，车把上挂着帆布包，一看就是日常办公代步用的。

这处院落，便是青岛驻京办的所在。

在1984年的北京，各类驻京机构如同雨后春笋般出现。省级的驻京办通常规模较大，可能独占一座小楼或更大的院落，配有招待所、食堂，俨然一个功能齐全的“小省政府”。

而像青岛这样的计划单列市或重要地市的驻京办，则要务实和紧凑得多，大多像眼前这样，租用或经协调使用一两进改造过的四合院，既要承担接待家乡来京干部、沟通信息、跑项目、搞协作的任务，又得在有限的条件下精打细算。

北京城虽大，但适合办公的场地尤其是地理位置较好的区域，依然十分紧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