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是通过一条极其曲折的关系链找到的。陈冰动用了她在检察系统内一个几乎不为人知的线人――一个早年因工伤落下残疾、现在靠在各建筑工地打零工为生的老信访户。老信访户对“官”有天然的抵触，但对同样是被“上面”害得家破人亡的苦主，有种近乎偏执的同病相怜。他辗转了好几个曾经在上马村附近干过活的老乡群体，最后才在一个城西新开发区的建筑工地上，打听到了一个叫李国富的泥瓦匠。

消息传来时，强调了三点：李国富的儿子很多年前病死了，死因蹊跷；他老婆受不了打击，几年前也走了；他现在一个人过，沉默寡，但提起“上马村”、“化工厂”，眼神会变。最重要的是，他松口了，愿意“见见能管事的人”，但只相信“夜里、没人的地方”。

见面的地点，定在李国富干活的工地。那是一片正在打地基的巨大楼盘，到了夜里，塔吊静止，机器熄火，只剩下几排简陋的蓝色工棚像积木一样堆在荒地上。没有路灯，只有远处值班室窗户透出的一点昏黄光亮，和天上半轮毛月亮投下的惨淡清辉。

高晋开车，载着陈璐、刘晓坤，在距离工地一公里外就熄了火，关掉车灯，徒步穿过坑洼的泥地。陈冰则从另一个方向独自过来，避免目标太大。夜风很大，卷起工地上的沙土，打在脸上生疼。空气里弥漫着水泥、钢筋和泥土的腥味。

李国富说的工棚在最里面一排的角落。门虚掩着，里面没有开灯。高晋走在最前面，轻轻推开门。一股混合着汗味、烟味、霉味和劣质白酒气息的热浪扑面而来。借着月光，能看到逼仄的空间里摆着几张上下铺的铁架子床，床上堆着破旧的被褥和杂物。一个人影蜷缩在最里面靠墙的下铺上，像一块沉默的石头。

“李师傅？”陈璐压低声音，试探着叫了一声。

那人影动了一下，坐起身。月光勾勒出一个瘦削佝偻的轮廓，看不清脸。他摸索着点亮了一盏用绳子吊在床头的小应急灯，惨白的光晕勉强照亮周围一小圈。灯光下，是一张被岁月和苦难侵蚀得沟壑纵横的脸，皮肤黝黑粗糙，眼窝深陷，眼神浑浊，却带着一种小心翼翼的、近乎神经质的警惕。他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苍老得多。

“你们……就是老胡说的……”他的声音沙哑，像砂纸摩擦，带着浓重的地方口音。

“是我们，李师傅。打扰您了。”陈璐尽量让声音柔和，慢慢走近两步，但保持在对方觉得安全的距离。高晋守在门口，侧耳听着外面的动静。刘晓坤和陈冰留在稍暗的阴影里，没有出声。

李国富的目光在几个人身上快速扫过，尤其是在看到陈冰那身与工地环境格格不入的、虽然换成了便装但仍显利落的气质时，瞳孔微微收缩了一下。

“你们……真能管？”他问，声音里充满了怀疑和一丝渺茫的希望。

陈冰向前半步，让自己的脸在灯光下更清楚些，声音平静而清晰：“我们不是来管的，是来听的。听您想说的话，看您想给我们看的东西。”

李国富盯着她看了几秒，又看了看陈璐，似乎下了某种决心。他颤巍巍地从枕头底下摸出一个用脏兮兮的塑料布层层包裹的小包。塑料布已经磨损发白，边角都破了。他一层层，极其小心地打开，动作缓慢得像在进行某种仪式。

最后，露出一个边缘磨得起毛、封面是深蓝色人造革的旧病历本。封皮上用褪色的圆珠笔歪歪扭扭写着名字，字迹已经模糊。

他枯瘦如柴、指甲缝里嵌满黑泥的手，颤抖着翻开第一页。塑料插袋里，贴着一张小小的、已经泛黄卷边的彩色照片。照片里是一个十五六岁的少年，穿着洗得发白的校服，对着镜头腼腆地笑着，眼睛很亮，脸上还带着点未脱的稚气。照片右下角印着拍摄日期，是很多年前了。

“我儿子……李建军。”李国富的手指小心翼翼地抚过照片上少年的脸，指腹的粗糙和照片的光滑形成刺眼的对比。他的喉咙里发出咕噜一声，像有什么东西哽住了。“走的时候……刚满十六岁零三个月。”

他翻过一页，开始指着病历上那些龙飞凤舞、如今已褪成淡蓝色的医生字迹和冰冷的化验单数据：“一开始，就是咳嗽。没日没夜地咳，吃了好多药，打了好多针，就是不见好。后来……就开始咳血丝。痰里头，一坨一坨的暗红色。”他的声音越来越低，几乎是在喃喃自语，仿佛又回到了那些充满药味和绝望气息的日夜。

“我带他跑了好几家医院，县里的，市里的。抽血，拍片子，做骨穿……最后，二院的医生说，是……‘再生障碍性贫血’。说治不好，只能拖时间。”他说出那个拗口的医学名词时，嘴唇哆嗦着，“住院，化疗，输血……钱像流水一样花出去，借遍了亲戚。孩子受罪啊，头发掉光了，瘦得……皮包骨头，摸上去硌手。最后那段时间，他连说话的力气都没了，就那么睁着眼睛看着我……”

李国富的声音彻底哽住，浑浊的眼睛里没有泪水，只有一片干涸的、深不见底的痛苦。他用力吸了吸鼻子，合上了病历本，紧紧抱在怀里，像抱着儿子最后一点温热的骨血。

工棚里死一般寂静，只有外面呼啸的风声。应急灯惨白的光照着他佝偻的背影，在斑驳的墙上投下一个巨大而颤抖的阴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