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边区政府会议室，九月下旬。

这间会议室原是延安城里一家商号的库房，砖墙上还留着当年堆货磨出的印子。

长方桌上铺着边区自己织的粗毛毯，毯子边角磨出了线头。桌上摆着搪瓷缸和旱烟袋，缸子里泡的是枣叶茶，烟袋锅里填的是本地烟叶子。

墙上挂着一幅陕甘宁边区全图，比例尺不大，但山川河流、各县边界标得清楚。

边区政府的几位主要干部围桌而坐。

主席姓林，五十出头，陕北本地人，早年参加革命，一直在西北工作。

他面前摊着贝克尔那份报告，旁边还摞着几份材料：教育厅的扫盲进度统计、建设厅的道路水利简报、卫生处的疫病防治情况、财政厅的经费预算草案。

“汉斯同志这份报告，大家都看了。”

林主席开口，声音不高，带着陕北口音，

“写得实在。贺家湾一个点，把问题都摆出来了。

教员不够、教材不够、山沟小村顾不上、农技员跑不过来、卫生条件差、文化活动少——这些不是贺家湾一个村的事，是全边区的事。”

说着，他拿起另一份材料，是教育厅的统计：

“全边区学龄儿童大约二十万，现在能上识字班的不到三成。

教员总数不到两千人，其中还有一半是半脱产的，本身只有初小程度。

平均算下来，一个教员要管一百多个娃娃。这还不算成人扫盲。”

教育厅长老周接话：

“林主席说得对。教员缺口太大了。

绥德师范、延安师范两所学校，去年毕业生加起来不到三百人，分到各县，每个县分不到十个人。

有些县连一个师范毕业生都分不到，识字班只能靠本地识几个字的半脱产教员撑着。

这些同志热情有，但水平不够，教认字还行，教算术就吃力了。”

建设厅长老马把道路简报翻开：

“不光是教育。道路也一样。全边区能走汽车的公路不到三百公里，还集中在延安、绥德、庆阳几个点上。

大部分村子之间只有骡马道，下雨天连骡马道都断。

我们想把识字班铺开，教员得走路去上课吧？

山沟里的村子，教员走一趟要半天，一天只能教一个班。

要是路通了，教员骑个车子半天能跑两三个村，效率就上来了。”

卫生处的老刘插话：

“卫生也是。全边区正经学过医的不到五十个人，加上接生员、卫生员这些半脱产的，总共不到三百人。

去年边区搞过一次痢疾流行，好几个村子死了人，就是因为没有懂行的人指导用水卫生。

汉斯同志报告里说乡卫生所两个医生管三个乡——这是好的。

有的乡连一个半脱产的卫生员都没有。”

林主席听完，把贝克尔报告翻到最后一页的建议部分。

“汉斯同志提了几条：

抽师范毕业生补充教员，搞小先生制，每乡配两个农技员，每个行政村配接生员，编农村卫生常识，组织群众文娱小组。

这几条都实在，花钱不多，能落地。问题是——钱从哪儿来？”

财政厅长老艾把预算草案推到桌子中间：

“边区全年财政收入，主要靠公粮和盐税。

公粮一年征两次，盐池那边产盐量有限，运出去卖还要走几百里路。

去年全年财政支出的大头是军费和行政费，教育经费只占不到百分之七。

要按汉斯同志的建议铺开，教员要加、农技员要加、卫生员要加、教材要印、石板要打、路要修——我粗略算了一下，光是教育和卫生两项，缺口就在这个数。”

他伸出五个手指头。

“五百万？”

老周问。

“五百五十万。这还不算修路的钱。”

屋里沉默了一阵。五百五十万，搁在延安城里能买几万袋面粉，搁在财政厅的账本上，就是把全年结余掏空了也不够。

林主席抽了口旱烟，把烟袋锅在桌沿上磕了磕。

“钱不够，事还得办。汉斯同志在报告里写了——贺家湾试了合作社记工分、公粮调剂、按劳分等，没花几个钱，出工多了三成。

这就是个办法——少花钱，多办事。我们把汉斯同志的建议拆开，先挑花钱少的办。”

他一条一条过：

“小先生制——花钱少，主要靠组织。

教育厅研究一下，出个章程，在全边区推。娃娃教娃娃，一个带一个，教员定期检查。

这个不用花多少钱，关键是组织好。

流动识字班——教员背着黑板走村串户，黑板和教材花点钱，但比每个村配一个教员省多了。这个可以先在几个县试点。”

老周记下来：

“小先生制我回去就起草章程，月底前发下去。

流动识字班先在延安、绥德、庆阳三个县试点。”

“农技员的事，”

林主席转向老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