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延安城南门外，九月。

贝克尔·汉斯蹲在延河边的一块石头上，手里捏着半块锅盔，边嚼边看河对岸的场面。

延河水比夏天瘦了一半，露出大片卵石滩，河滩上密密麻麻全是人——不是军队，是老百姓。

十几个村的男女老少扛着铁锹和镐头在修河堤，把夏天洪水冲垮的那一段重新垒起来。

夯土的号子声一长一短，从河滩上飘过来，跟延安城里城外到处都有的施工动静混在一起。

贝克尔把锅盔咽下去，掏出笔记本翻了翻。

他来东大已经三年多了，从1937年5月分配到延安，一直在边区做基层政权建设和干部培训。

德国人，柏林中央党校毕业，中文说得磕磕绊绊但能对付日常，陕北话也能听懂七八成。

刚来的时候他二十三岁，现在二十六，脸被陕北的太阳晒得跟本地后生差不多黑，棉袄外面套一件洗得发白的灰布褂子，要不开口说话，走在延安街上没人当他是外国人。

“汉斯同志！”

贝克尔回头。

一个三十来岁的男人从河滩方向跑过来，脚上的布鞋沾满了泥，裤子挽到膝盖。

是贺家湾的村长贺老栓，去年冬天在边区干部训练班听过贝克尔讲合作社组织课。

“老栓同志啊，你们村这段堤今天能完？”

“能完。晌午前把最后一层夯完，下午就能上人检查了。”

贺老栓在石头上坐下来，从腰里抽出旱烟袋，

“汉斯同志，你上回说的那个——合作社记工分的办法，我们试了。

按劳力强弱分等，强劳力一个工十分，弱劳力七分，妇女按半天算四分。

试了两个月，出工的人比之前多了三成。

原先有些婆姨说‘修堤是男人的事’，现在看男人一个工十分、自己一个工四分，也扛着锹来了。”

贝克尔在本子上记了两笔。

“那有没有人觉得分得不公平？”

“有。贺老四，他婆姨身体不好，来不了，他一个人挣工分，家里六口人吃饭，觉得亏。

后来我们开了个会，决定对家里有病人的户从公粮里补一部分，补多少由村民大会定。

贺老四没话说了，出工比谁都积极。”

贝克尔点了点头。

三年前他刚到延安的时候，贺家湾连村长都没有，只有个临时推举的“招呼人”，村里修条路都要挨家挨户磕头求人出工。

现在不光有村长，有村民大会，还有记工分、评工效、公粮调剂这一套。

不能说多完善，但架子搭起来了，老百姓知道有事找谁、开会怎么开、工分怎么算。这比什么都重要。

“走吧，上村里看看。”

贝克尔把本子揣起来。

两人沿着河滩往上游走了二里地，拐进一道川。

川道里两边是窑洞，一层一层摞上去，中间一块平地，是村里的会场兼打谷场。

场边立着新钉的黑板，黑板上用粉笔写着字，旁边围了七八个人——有后生，有婆姨，还有两个老汉——正跟着一个年轻女教员念字。

“人口手，大小多。

工人农民，抗日救国。”

念得参差不齐，两个老汉明显跟不上，嘴张了半天没出声。

但那个年轻女教员不着急，一遍一遍带着念，念完了又逐个把字写在黑板上让人认。

一个老汉认出了“农”字，高兴得拍大腿：“这个字我认得！就是‘农民’的‘农’！”

贝克尔站在场边看了一会儿。

这场景他太熟了——三年前他刚来的时候，整个边区文盲率超过九成，找个能写自己名字的人都费劲。

现在不敢说扫了多少，但每个村至少有个识字班，每个乡至少有两个脱产半脱产的教员，能读能写能算工分的人越来越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