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一解放，整个美洲的局面就打开了。

墨西哥、智利、阿根廷这些左翼力量较强的国家会跟着变。

巴西和秘鲁慢一点，但大势所趋。拉美一变，非洲的反殖民斗争就有了后盾——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那边，法国同志已经在做工作。

他拿起铅笔，在简报最后一页的空白处写了几行字：

“美国问题解决之后，下一阶段重点：

一，拉美各国左翼力量的统一协调，可考虑在美共控制区设一个联络机构；

二，非洲反殖民斗争，法国和意大利同志应承担更多责任，德国在技术和物资上支援；

三，亚洲殖民地解放运动，东大和日本同志应发挥更大作用。

人类大一统——这个话说起来大，但一步一步走，总能走到。”

写完了，他把简报合上，放进文件夹里，标签上写着“待办——全球态势”。

他站起来，拿起衣架上的外套穿上，对门口的诺依曼说：

“走吧。看球去。”

诺依曼跟在他后面下楼。

“主席，刚才施密特同志来电话，说援美人员第二批的名单定下来了，问您要不要过目。”

“明天看。今天看球。”

两人出了大楼，上了车。车沿着菩提树下大街往西开，路边的梧桐树叶子已经开始黄了，风一吹，几片叶子贴在挡风玻璃上，又被雨刷拨下去。

街上的行人多起来了，下班的人往家走，有的手里拎着纸袋，有的牵着孩子。

一个年轻母亲推着婴儿车从车前走过，车里的孩子手里攥着半块面包，啃得满脸都是渣。

韦格纳看着窗外，忽然说了一句：

“诺依曼，你觉得这个世界怎么样？”

诺依曼从副驾驶座上转过头，愣了一下。

“主席，您问哪方面？”

“整体。你觉得现在这个世界——比以前好点吗？”

诺依曼想了想。

“我父亲是鲁尔区的矿工，我小时候家里六口人挤两间房，冬天烧煤得省着用。

现在我家四口人住三间房，冬天暖气烧得足，孩子上学不要钱，看病不要钱。

我觉得——好多了。”

韦格纳点了点头，没再说话。

车到了人民体育场门口，老远就听见里面的欢呼声。弗雷迪的球队穿着红色球衣，正在场上跑。

安娜坐在看台上第三排，手里挥着一面小红旗，看见韦格纳来了，笑着招手。

韦格纳在安娜旁边坐下来。安娜递给他一杯茶，是保温壶里倒出来的，还热着。

“来晚了。上半场都快结束了。”

“文件多。”

“天天文件多。”安娜把红旗塞到他手里，“拿着。弗雷迪跑过来了。”

场上，弗雷迪正带着球往对方禁区冲。十五岁的少年，个子已经不矮了，跑起来两条长腿迈得飞快，球衣背后印着号码“8”。

对方两个后卫上来夹他，他把球往左一拨，闪开一个，又往右一扣，从两个人中间挤过去了。

看台上“轰”地一声叫起来。

韦格纳举着小红旗，跟着人群喊了一声

“跑！”

弗雷迪在禁区边上被对方后卫绊倒了。裁判哨响——点球。

看台上又是一阵欢呼。

弗雷迪自己抱着球站在罚球点前，后退几步，深吸一口气，助跑，一脚——球从守门员右边钻进去，网窝一抖。

安娜跳起来鼓掌。

韦格纳也站起来，拍了拍手。他坐下来的时候，脸上带着一种很久没出现过的、松弛的笑。

“这孩子跑起来像你。”

安娜说。

“我年轻时候可没他跑得快。”

韦格纳把茶杯端起来喝了一口，

“不过——看他在场上跑，感觉挺好。”

远处的球场边上，夕阳把看台的影子拉得老长。

场上的球员们在欢呼，看台上的观众在鼓掌，街对面的面包店门口又排起了晚队，电车的铃铛声叮叮当当地传过来。

韦格纳看了一会儿，把茶杯放下，自自语了一句：

“挺好的。”

安娜没听清：“什么？”

“我说——现在这个世界，挺好的。就是不知道能好多久。”

安娜看了他一眼，没接话，把一只手放在他手背上，轻轻按了按。

场上，弗雷迪又拿到球了，带着往对方半场跑。看台上的红旗又摇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