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柏林。

一九四零年七月二十五日。

柏林人民体育场。

人民体育场在七月二十五日上午九时开放。

十二万个座位从凌晨开始就陆续坐满了人。

到八点半的时候，看台上已经是一片人海——蓝色的工装、灰色的军装、白色的衬衫、花色的连衣裙，各种颜色混在一起，像一幅巨大的拼图。

看台的最前面几排是烈属和残疾军人的免费观赛区，几个坐着轮椅的老兵被志愿者推到了最前面，他们胸前别着勋章，手里攥着小旗子。

看台的中间是工人团体票的方阵，每个方阵前面举着一面厂旗，上面印着厂名——西门子、克虏伯、曼恩、aeg。

看台的最高一排是学生区，红领巾们趴在栏杆上往下看，叽叽喳喳地指指点点。

九点整，军乐队奏起了进行曲。

曲调不花哨，节奏明快，像是走路时踩的拍子。

看台上的人开始鼓掌，掌声从东边传到西边，从南边传到北边，越传越响。

九点零五分，主持人走到场地中央的话筒前面，开口了。

他的声音从扩音器里传出来，很平，很稳：

“柏林世界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现在开始。

请各国代表团入场。”

第一个入场的是希腊代表团。

这是惯例——希腊是奥林匹克运动的发源地。

希腊代表团只有七个人，穿的是白底蓝边的运动服，走在最前面的旗手是个年轻人，举着蓝底白十字的希腊国旗。

看台上响起了掌声，不响，但很整齐。

希腊代表团后面是苏联代表团——一百多号人，穿灰色运动服，旗手是个高个子男人，举着镰刀锤头红旗。看台上响起了更响的掌声，工人方阵里有人站起来喊了一声“乌拉”，旁边的人跟着喊起来。

苏联运动员们朝看台上挥手，有人笑了，有人挺了挺胸。

中国代表团入场的时候，看台上响起了另一种掌声——更密，更响，带着一种特别的热乎劲。

中国代表团二十几个人，穿灰蓝色中山装运动服，旗手是个矮个子年轻人，举着五星红旗。

看台上的工人方阵里有人用中文喊了一声“你好”，声音不太准，但中国运动员们听到了，朝那个方向挥了挥手。

一个中国女运动员怀里抱着一束花，是入场之前德国志愿者塞给她的，她低头闻了闻花，笑了。

法国代表团、意大利代表团、英国代表团、波兰代表团、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团、日本代表团、朝鲜代表团——一个接一个地入场。

每个代表团入场的时候，主持人都会念一遍国名，念完之后看台上响起一阵掌声。

掌声的长短不太一样——法国代表团入场的时候，掌声比希腊长一些；

英国代表团入场的时候，掌声里夹杂了几声口哨；

日本代表团入场的时候，掌声比别的代表团短一些，但也没有人嘘。

主持人不念代表团的政治背景，不念代表团的意识形态，只念国名。念完就过。

瑞典代表团入场的时候，林德伯格坐在看台上，站了起来。

他是随队记者，但他买了一张普通票，坐在看台中间。

瑞典代表团四十多个人，穿白底蓝边的运动服，旗手是个高个子金发男人，举着蓝底黄十字的瑞典国旗。

林德伯格看着自己的同胞走过场地，心里有一种奇怪的感觉——瑞典是中立国，瑞典跟德国没有意识形态上的亲缘关系，但瑞典来了。

瑞典来了，不是因为瑞典变成了社会主义国家，是因为瑞典觉得奥运会是奥运会。

体育就是体育。

林德伯格坐下来，在笔记本上写了一句话——“他们分得清体育和政治。”

阿根廷代表团入场的时候，看台上响起了稀稀拉拉的掌声。

阿根廷是最后一个入场的非社会主义国家代表团。

他们穿蓝白条纹的运动服，旗手是个留着两撇小胡子的中年男人，举着蓝白条纹的阿根廷国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