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李坐下后，压低了声音：“昨天我接到一个电话，是最高法的一位老领导打来的，说想了解一下厉刚案的情况。我按纪律要求没有多说，但对方最后说了一句，‘年轻人要有大局观，不能只盯着案子本身’。”

宋建明沉默了几秒，说道：“我明白你的压力，也知道最近各种干扰和暗示都冲着我们来了，但越是这种时候，我们越要守住底线。如果我们连法律这最后一道防线都守不住，那老百姓还能信谁？”

宋建明拍了拍小李的肩膀，说道：“你放心，我们并不是孤军奋战的，我们有江书记的支持，有组织的坚强后盾。只要依法办案，就不怕任何干扰。我也会把你的表现，如实向江书记汇报的。”

他知道小李之前在最高法抽调过，对最高法那边的情况比较熟悉，也清楚这种“打招呼”背后的分量。

他只能尽力稳住局面，给小李吃颗定心丸。

“好的审判长。”

小李点头离开后，宋建明坐在办公室里，心情非常的沉重。

现在他收到了来自各方的压力：有体制内的，也有体制外的；有直接的，也有间接的；有打着组织旗号的，也有以个人名义施加的。这些压力虽然形式不同，但指向高度一致，厉刚不能判死刑。

这种无形的围剿，比直接的威胁更让人窒息。

他深刻体会到厉家在政界盘根错节的能量，也见识到了所谓“大局观”背后那套冷酷的利益交换逻辑。

不过，他早就做好了心理准备。

毕竟，之前也有这方面的经验，只不过，上一次的对象更加普通罢了。

但依然有诸多方面的人过来打招呼，甚至施压，试图干扰司法公正。

更别说厉刚这种级别以及厉家的影响力了。

所以，有时候做出一个公平的审判结果，往往需要付出难以想象的代价。

他此时，也能够理解江一鸣面临的压力了。

不过，宋建明还是拨通了江一鸣的电话。

“江书记，方便见面吗？有些情况想当面向您汇报。”

电话那头沉默了两秒，江一鸣的声音沉稳而温和：“来我办公室吧，我在。”

四十分钟后，宋建明走进了江一鸣的办公室。

江一鸣已经泡好了茶，示意他坐下。

“建明同志，这么晚找我，出什么事了？”

宋建明将这几天遭遇的各种压力详细汇报了一遍：省高院内部的说情、省人大老领导的施压、匿名材料的出现、小李接到的首都电话、甚至赵俊楠“经得起上面审查”的提醒。

“江书记，我干审判工作二十多年，不是没碰到过说情打招呼的情况。但这次不一样，这次的压力来自四面八方，而且几乎是在同一时间段集中爆发。这说明背后有人在统一协调，目标非常明确，就是不让厉刚判死刑。”

江一鸣听完，询问道：“建明庭长，我想先问你一个问题。抛开所有压力不谈，单纯从法律角度，你认为厉刚该判什么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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