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盏灯。

不是路灯，是她留在后门里面的那盏五瓦的小夜灯。她每次打烊之后都会开着它，放在后门旁边的矮柜上。她说这是给老周留的，老周活着的时候走夜路，最怕黑。

林默涵知道那盏灯的真实用途。

如果灯亮着，说明后门安全，可以走。如果灯灭了，说明后门已经被盯上了。

灯亮着。

他深吸一口气，转身往巷子深处走。

走了五步，他停下来。

他回头看了一眼那盏灯。橘黄色的光从裂缝里漏出来，细细的一条，在雨水中微微晃动，像一根被风吹歪的蜡烛。

他想起了陈明月。

陈明月在基隆医院被捕那天，也是雨夜。他站在医院对面的茶楼二楼，隔着窗户看见两个特务把陈明月架上一辆黑色轿车。她的头发散了，一条腿拖在地上——她腿上有伤，还没好。她没有挣扎，也没有喊叫，只是偏过头，朝茶楼的方向看了一眼。

那一眼，隔着一条街、两层楼、漫天的雨，他接住了。

她没看见他。他确定她没看见他。但她就是朝那个方向看了一眼。

后来他在监狱外远远看她最后一眼的时候，她在审讯室的墙上画了一只小小的海燕。嘴角带着微笑。

林默涵把目光从那道裂缝上移开。

他继续往前走。巷子尽头是一条横街，横街对面有一家卖面线的摊子，摊子收了，竹竿上还挂着一块蓝布，被雨打得啪啪响。他穿过横街，拐进另一条更小的巷子，这条巷子连路灯都没有，黑得伸手不见五指。他摸着墙走，手指在粗糙的砖面上一点一点地挪，像盲人读盲文。

走了大约五十步，他的手指碰到了一个铁环——一扇侧门的门环。他敲了三下，停一下，再敲两下。

门开了。

开门的是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头，穿一件对襟褂子，头发白了一半，手里端着一把紫砂壶。他看见林默涵，眼皮都没抬一下，侧过身让他进去，然后把门关上，上了闩。

“老钱。“林默涵说。

“别叫我名字。“老头往屋里走，“进来把衣服换了，你这一身水，滴一路，狗都能闻见。“

老钱是“青松“之前的联络人，在台中开了一家修表铺，表面上只修表，实际上他修的每一块表，里面都可能藏着一点东西。林默涵在台中重建情报网的时候，老钱帮过他不少忙。后来“青松“接替了“老渔夫“，老钱就退到了二线，只负责给过路的同志提供一个落脚点。

林默涵跟着他进了里屋。里屋很小，一张床，一张桌，一把椅子，墙角放着一个搪瓷脸盆。桌上摆着一块拆了一半的怀表，齿轮和弹簧散在绒布上，像一具微型尸体的内脏。

老钱从床底下拽出一个布包，扔给林默涵：“干净的衣服，换上。“

林默涵把布包接住，打开一看，是一件灰色的对襟夹袄，一条黑色长裤，还有一双布鞋。衣服是旧的，洗得发白，但很干净，没有补丁。

他脱下湿透的外衣。左肩的伤口露出来，皮肉翻着，边缘发白，泡了水之后有些发胀。老钱瞥了一眼，从柜子里拿出一瓶碘酒和一卷纱布，放在桌上。

“自己弄。“他说完，端着紫砂壶出去了。

林默涵坐下来，先把伤口周围的脏水擦干，然后倒了点碘酒在棉花上，往伤口上一按——

他咬住了下唇。

碘酒杀进伤口的瞬间，像有一百根针同时扎进去。他的太阳穴突突直跳，额头上冒出一层冷汗。他闭着眼睛，等那阵剧痛过去，然后用纱布把伤口裹起来，一圈一圈，裹得很紧。

裹好之后，他穿上干净衣服。

夹袄有点大，穿在他身上空荡荡的，像挂在衣架上。他低头看了看自己，忽然觉得陌生。这件衣服不是“沈墨“会穿的，也不是“陈文彬“会穿的。这是一件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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