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八十六？人民币？一个月？不是一周？”

“一个月。”

办公室安静了大概有五秒钟。

周国良身体往前倾了倾，手肘撑在办公桌上，十指交叉，这个姿势让李晨想起校长找他谈话的样子。

“一百八十六块一个月。”周国良把这个数字重复了一遍，“你知道我们厂最低等的杂工一个月多少钱吗？”

“不知道。”

“三百五，包吃住，加班费另算。”

“现在知道了。”

“那你还干？一百八十六，你干了两年半？”

“我走的时候，学校已经欠了三个月工资没发了。校长说等教育局拨款，教育局说等县里拨款，县里说等税收。我也不知道等到什么时候。我们学校有个老教师，姓王的，教了快二十年数学，拿的工资跟我一样。他老婆在镇上摆摊卖菜，挣得比他多。他儿子在深圳打工，一个月寄回来五百块，是他工资的三倍。”

周国良没说话。

“我们镇上有个笑话。”李晨继续说，“说当老师的不如摆地摊的，教书都是扯淡，还不如去卖茶叶蛋。”

周国良靠回椅背。

“你刚才说你们学校有个老教师，教了二十年。你教了两年半。你有没有想过，再过二十年，你也是那个老教师？”

“想过，每天都想，想到后来就不敢想了。”

“为什么？”

“因为我怕自己想习惯了。”

“因为我怕自己想习惯了。”

周国良盯着李晨看了好一会儿。

“九零年我第一次从香港过来看厂的时候，在罗湖过关，看到一群一群的内地人，排着长队等着盖章。我当时问我的合伙人，这些人去香港干什么？他说，不是去香港，是从香港转去东南亚，去做建筑，做女佣，做什么都行，只要能挣到钱。”

“我当时就在想，内地到底穷成什么样了，才能让这么多人愿意背井离乡，去一个连语都不通的地方讨生活？”

“这两年我更想不明白了，以前是穷，所以往外跑。但现在东莞的厂越开越多，工钱也在涨，还是留不住人，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不够。”

“什么不够？”

“工钱不够。尊严不够。盼头不够。”李晨说，“出来打工的人，不单是为了挣钱。也是因为待在家乡看不到希望。我当老师的时候，每个月的工资不够买两袋米。教的学生初二就退学，跟着亲戚去深圳、去东莞。我跟他们说读书改变命运，他们反问我，李老师，你读了那么多年书，命运改了吗？我答不上来。”

周国良从窗边踱回来，重新坐下。

“你这个人，有点意思。”

“实话实说而已。”

“我在这边开了六年厂，亲自面试过的内地工人没有一千也有八百。你是第一个跟我聊‘尊严’的。那我也跟你说实话。何拉长和陈文勇同时被开除，你们那条拉现在没有拉长，我本来打算从别的拉调人，或者从老工人里提拔一个。”

李晨心里咯噔一下。

“但现在我改主意了，我让你来管。你敢不敢接？”

李晨的大脑空白了大概一秒钟。

一秒钟之后，一千万个念头同时涌上来。

第二天上班就当拉长？

这些念头在一秒钟之内全部涌上来，然后被另一句话压了下去——“有什么不敢的？”

李晨脱口而出：“教书的时候我也是当班主任，管四五十个学生，管一条拉，也是四五十个人，就是换了个地方当班主任。”

周国良笑了一下。

“有魄，。但你不会技术。”

“我可以学。”

“等你学会，订单早黄了。”周国良摆摆手，“这样——我让邹连梅配合你。技术的问题她帮你搞定，管人的事情你出面。她是台面车间技术最好的带班师傅，你跟她搭班子，技术上就不用操心了。”

邹连梅。

李晨听到这个名字的时候，心里有什么东西动了一下。

“她同意吗？”

“我还没问她。”周国良站起来，对外面的陈小姐说，“去叫邹连梅来一下。”

不到五分钟，邹连梅出现在办公室门口。

她看到李晨坐在办公室里，脚步顿了一下。眼神里闪过一丝意外，但很快就收了回去，换成一副面无表情的公事脸。

“周经理，您找我。”

“进来，坐。”

邹连梅在李晨旁边的椅子上坐下。

椅子跟李晨的椅子之间隔了大概一尺的距离，但两个人都没有往对方那边看。

“邹师傅，台面车间二拉现在没有拉长。我打算让李晨来接。”周国良开门见山，“他不懂技术，但有文化、管过人。我让你跟他配合，技术上的事你负责，管人派活的事他负责。试用一个月，他行，就正式转。他不行，打回原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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