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州市纪委的谈话室。

房间不大，墙壁上都包裹着一层厚厚的软垫，浅灰色，一直延伸到天花板。

房间里没有窗户，只有头顶一盏白得晃眼的灯，二十四小时亮着。

一张桌子，三把椅子。

周晨坐在其中一把上。

桌上放着一杯水，已经不冒热气了。

从被带到这里，已经过去了三个小时。

这三个小时里，没有人跟他说话，也没有人审问他。

他们只是把他带到这里，让他坐着。

这是纪委办案最常用的手段之一，心理施压。

在这样一个封闭、单调、与外界完全隔绝的环境里，人的时间感会变得模糊，精神会高度紧张，意志力会被一点点消磨。

换作一般人，此刻恐怕早已坐立不安，脑子里胡思乱想，把所有可能的情况都预演一遍，最终自己吓垮自己。

但周晨没有。

他只是安静地坐着，腰背挺直，双手放在膝盖上。

他闭上眼睛，像是在养神。

他在脑子里复盘。

从接到纺织厂的案子，到工人堵路，到发现土地猫腻，到内参递交，再到王海波的反击，审计组的成立，工人代表的加入，最后是刘光明的死和账本的出现……

整个过程的每一个环节，他都像过电影一样，在脑海里重新过滤了一遍。

他在找漏洞，找自己有没有留下什么致命的破绽。

结论是，没有。

他走的每一步，都踩在程序的鼓点上。

他做的每一个决定，都有文件、有会议纪要、有法律法规作为支撑。

王海波想从公事上扳倒他，几乎不可能。

所以，对方选择了“私德”和“刑案”作为突破口。

“与刘光明存在不正当经济往来”，以及“重大杀人嫌疑”。

前者是脏水，后者是刀子。

周晨睁开眼，端起那杯水，喝了一口。

水是温的。

他知道，真正的较量，要开始了。

几分钟后，谈话室的门被推开，马东走了进来。

他拉开椅子，在周晨对面坐下，那名记录员也翻开了笔记本。

“周晨同志，休息得怎么样？”马东的语气很平和，像是老朋友在聊天。

“谢谢组织关心，挺好的。”周晨回答。

“那我们就开始吧。”马东的眼神变得锐利起来，“我们接到实名举报，你在负责第二纺织厂信访案期间，与该厂原会计刘光明，存在不正当的经济往来。具体来说，你曾许诺，在帮纺织厂解决问题后，会从追回的款项中，分给他个人一笔好处费。作为交换，他把厂里的真实账本交给你。有没有这回事？”

来了。

周晨心里很清楚，这是对方编织的第一个陷阱。

刘光明已经死了，死无对证。

只要自己稍有迟疑，或者辞稍有不当，就可能被他们抓住话柄，坐实这个“权钱交易”的企图。

“没有。”周晨的回答干脆利落，只有两个字。

“没有？”马东身体微微前倾，“据我们了解，刘光明是在和你单独见面后，才决定交出账本的。如果没有任何承诺，他一个谨小慎微，把账本藏了八年的人，为什么会突然相信你一个刚上任的副县长？”

这个问题很刁钻，它在诱导周晨去解释自己的动机和行为。

而解释，就容易出错。

周晨看着马东的眼睛，缓缓说道：“马书记，我想纠正一点。刘光明同志不是相信我个人，他是相信组织，相信政府。我去找他，是代表县委县政府成立的联合调查组去的。我向他承诺的，不是个人好处，而是向他保证，组织一定会彻查到底，还所有下岗工人一个公道，让他的坚守和牺牲，变得有价值。”

他巧妙地把“个人”和“组织”进行了切割。

我，是组织的代表。

我的承诺，是组织的承诺。

你质疑我，就是在质疑组织。

马东的眼睛眯了一下。

这个年轻人，说话滴水不漏。

“说得好。”马东点了点头，话锋一转，“那么，关于你涉嫌杀害刘光明一事，你又怎么解释？你是第一个发现尸体的人，现场还留有威胁你的血字。这一切，是不是太巧合了？”

这是第二个陷阱，也是最致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