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思源正批阅着文件，闻抬起头，饶有兴致地看着他：“哦？刚打完一场大胜仗，不想着休息休息，又想折腾什么？”

“我想做一个关于‘本省中长期粮食安全与重要农产品供给’的战略研究。”付平的语气，不像是请求，更像是一种深思熟虑后的告知。

钱思源脸上的笑容，缓缓收敛了。他摘下老花镜，身体向后靠在宽大的椅背上，目光变得深邃起来。他知道，付平这句话的分量。这不是一个处级干部该去操心的“闲事”，这，是省委核心决策层才需要面对的“天字号”课题。

“这个题目，太大，也太深。”钱思源沉默片刻，缓缓说道，“而且，吃力不讨好。研究深了，会揭很多盖子，得罪人；研究浅了，就是一堆废纸，浪费时间。”

“我明白。”付平的眼神，坚定如铁，“但农博会上，我越是和外商聊，心里就越是后怕。我们的饭碗，看似端在自己手里，但那碗里的米，用的谁的种子？那碗里的肉，吃的谁的饲料？这些问题不搞清楚，睡不着觉。”

钱思源凝视着他，良久，点了点头。

“好。我支持你。”他斩钉截铁地说，“厅里研究室的人，你随便挑。经费，我给你批。只有一个要求，既然要做，就要做出能让省委书记拍桌子的东西来！”

有了钱思源的尚方宝剑，付平立刻组建了一个精干的课题组。但他没有急于坐在办公室里写报告，而是开启了一场艰苦卓绝的“田野长征”。

在接下来的数月里，他的身影，消失在了省城的办公室政治生态圈里。

夏天，他出现在江汉平原的产粮大县。头顶是灼热的、能将人烤出一层油的毒辣阳光，脚下是滚烫的、没过脚踝的稻田泥水。他和当地的农民一起，蹲在田埂上，吃着最简单的盒饭，听他们用最粗朴的方，讲述着化肥、农药、种子价格的年年攀升，和粮价“稳如泰山”的矛盾与无奈。

秋天，他奔波于鄂西山区的玉米产地。崎岖的山路上，他乘坐的越野车颠簸得像要散架。他在乡镇的招待所里，与最基层的农业技术员彻夜长谈，听他们抱怨着基层农技站“名存实亡”、人才流失严重、先进技术下不了乡的现实困境。

冬天，他赶到了被称为“旱腰带”的鄂北地区。萧瑟的寒风，像刀子一样刮在脸上。他站在覆盖着一层白霜的麦苗地里，看着农民们因为灌溉用水而愁眉不展。他在一个有着三十多年工龄的老粮站站长办公室里，喝着酽得发苦的茶，听到了让他脊背发凉的话。

“付处长，你别看我们现在这粮仓，是满的，数字上好看得很。”那位两鬓斑白、皮肤黝黑得像老树皮的站长，磕了磕烟斗，声音沙哑地说，“但我这心里，慌啊。我们这儿产量最高、米质最好的稻种，是日本人几十年前的品种‘越光’；抗病性最强的玉米种，是美国杜邦公司的‘先锋’系列。都是买人家的。我就琢磨一个事，万一哪天，人家不高兴了，不卖给我们了，我们拿什么去种这几十万亩地？”

付平追问：“我们县里自己的育种站呢？”

那位站长旁边的一位农技员，闻苦笑一声，接过了话头：“育种站？早就名存实亡喽。没经费，没项目，更留不住人。一个博士生毕业，人家跨国种业公司直接开出五十万年薪，我们这里一个月三千块钱的死工资，拿什么跟人家争？根本就不是一个量级的对手。”

这些没有任何官话套话、带着泥土气息和现实痛感的原话，被付平密密麻麻地记录在了好几个厚厚的笔记本上。这些笔记，成了他后续报告中，最坚实、最无可辩驳的血肉。

结束了长达四个月的实地调研，付平又一头扎进了省图书馆最深处的故纸堆里。

那是一个安静得只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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