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部长在部务会上那记石破天惊的拍桌，像一道无形的令牌，赋予了付平的“一月调研临时工作组”生杀予夺的特权。但这块令牌，入手滚烫，沉重异常。付平心里清楚，王部长赌上的是自己的政治声誉，而他自己，以及身后那几个刚刚绑上战车的人，赌上的则是全部的前途和身家性命。从这一刻起，没有回头路，只有一条道走到黑。

首战即决战。第一枪打向哪里，将直接决定这支草台班子是成为传奇，还是沦为笑柄。

那个被咖啡因和尼古丁熏了整整两天两夜的办公室里，空气凝重得像要滴出水来。一张巨大的全省地图铺满了会议桌，上面是刘思雨用数据筛选后标注出的近两百个密密麻麻的红点。每一个红点，都代表着一个四十岁以下、副处级以上的干部，一份可能光鲜亮丽的履历。

在所有红点之中，有一个被刘思雨用醒目的红色五角星圈了起来，旁边还附了一叠厚厚的剪报和网络舆情分析。

云川县，县长，高建民。

这个名字，在省内如雷贯耳。三十八岁，名校经济学博士，从省发改委空降到这个曾经名不见经传的农业县。短短两年，他以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操作，把云川县从一个灰头土脸的农村姑娘，打扮成了一个珠光宝气的都市丽人。“文旅示范县”、“数字农业先行区”、“省级营商环境标杆”，一顶顶高帽子流水价地送来。

省电视台的经济频道，几乎每隔一个月就要播一期他的专访。照片上的他，要么穿着一双崭新的名牌运动鞋，小心翼翼地卷起西裤裤腿，站在金黄的稻田里，对着镜头露出八颗牙齿的标准微笑；要么戴着一顶一尘不染的白色安全帽，在某个尘土飞扬的工地上指点江山。他的个人社交媒体账号，粉丝数比许多十八线小明星还多，下面清一色的留都是“高县长辛苦了”、“云川有您是百姓的福气”。

在任何一份关于未来政坛新星的预测名单上，高建民的名字都稳稳地排在前三。他是最没有悬念的“明日之星”。

“就他了。”付平的手指，像一枚钉子，不偏不倚地钉在了“云川县”那三个字上。

“处长……”一向谨小慎微的张伟忍不住开了口，声音里带着一丝不安，“咱们第一站，就去啃高建民这块硬骨头，是不是……太冒险了点？他是全省都挂了号的正面典型，万一我们什么都查不出来，那后面的工作就很难开展了，部里也会觉得我们这个方案……华而不实。”

“老张，我就是要啃硬骨头。”付平的眼神异常平静，像一口深不见底的古井，“你记住，越是浓妆艳抹登台唱戏的，卸了妆的样子才越有看头。我们要找的是‘素颜’的好干部，那就得先学会怎么给这些化着浓妆的‘明星’卸妆。如果连最亮的灯都敢去关，那其他地方的黑暗，我们还怕什么？”

他转头，目光穿透办公室的窗户，望向外面沉沉的夜色。声音不大，却像冰锥一样扎人。

“准备车，天亮之前，我们到云川。”

没有警灯闪烁，没有文件通知，甚至没有一辆正儿八经的公车。第二天凌晨四点，当整个城市还在酣睡时，一辆挂着邻省牌照的银灰色旧款商务车，像一个幽灵，悄无声息地滑下了高速，融入了云川县的地界。

这辆车是王德海托他老家的亲戚找来的，车头的标志早就被岁月磨得看不清了，车身侧面还有几道深浅不一的划痕，像是常年奔波在城乡结合部的黑车，扔在任何一个停车场里都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注意。

车里，调研组的核心成员已经完成了变装。付平脱下了那身象征着权力和秩序的白衬衫和黑西裤，换上了一件领口和袖口都有些油亮的夹克衫，脚上是一双看不出牌子的旅游鞋。他没刮胡子，头发也故意抓得有些凌乱，手里还慢悠悠地盘着一串油光锃亮的假文玩核桃。他刻意压着嗓子，说一口带着浓重广式口音的普通话，神态间带着几分小老板的精明和对内地的好奇，活脱脱一个想来北方寻找商机的“粤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