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知舟把第五封信放进去，和前面四封摞在一起。

五个信封，整整齐齐。

他看了两秒，关上抽屉。

信从来没有署名。

但他知道是谁寄的。

整个柏林只有一个人知道他喜欢吃越南粉，知道他嫌走廊颜色难看，知道他窗台上有一盆文竹。

他从来没有回过信。

不是不想回。

是回了信就会有回信的地址，有了地址就会有痕迹，有了痕迹就会有人顺着这根线摸过来。

他不能让这根线连上。

不是为了自己。

手机响了，王涛的电话。

“贺哥，酒精中毒那个清醒了，吐了一地，护士喊你过去签医嘱。”

“来了。”

贺知舟把抽屉推严实，站起来，推开值班室的门。

走廊里的灯白亮亮的，消毒水的气味淡淡的，远处抢救室传来护士的说话声和推车的轮子声。

他往抢救室走。

走了两步，停了一下。

他回头看了一眼值班室紧闭的门。

门后面，抽屉最底层，五封没有回信的信安安静静待着。

三年了，每三个月一封，从没断过。

寄信的人从不催促，从不追问，从不要求他做任何事。

只是告诉他，柏林的一切都还在。

他的办公室还在，他的植物有人照看，他走过的路还是老样子。

好像他只是出了一趟远门，随时可以回去。

贺知舟转过头，往抢救室走。

脚步声在空走廊里回荡，一下一下，不快不慢。

王涛在抢救室门口等他，手里拿着一张医嘱单和一支笔。

“贺哥，你脸色不太好。”

贺知舟接过笔，在医嘱单上签了字。

“昨晚没睡好。”

王涛看着他。

“你什么时候睡好过？”

贺知舟把笔还给他，走进抢救室。

王涛站在门口，看着他的背影，嘴里嘟囔了一句：“越来越怪了。”

抢救室里，酒精中毒的患者已经清醒了，躺在床上骂骂咧咧，身上的病号服沾了呕吐物的痕迹，护士正在给他换输液瓶。

贺知舟走到床边，拿起一盏手电筒照了照患者的瞳孔。

“能认出我几根手指？”

患者看了一眼他举起的手。

“三根。”

“哪只手？”

“左手。”

贺知舟把手电筒放回口袋。

“意识恢复了，继续观察两小时，没异常就转普通病房。”

他转身走出抢救室，王涛跟在后面。

“贺哥，晚上吃什么？”

“不饿。”

“你中午也没吃。”

贺知舟走回值班室，在行军床上坐下来。

他的手习惯性地伸向枕头底下，碰到了信封的边角，顿了一下。

手指停了两秒，然后移开，拿起了旁边的游戏机。

屏幕亮起来，上次的游戏还停在暂停界面。

他按了继续。

游戏机里传出模拟的枪声和爆炸声，很小，刚好能盖过走廊里的脚步声。

王涛在门口站了一会儿，转身走了。

值班室里只剩下游戏机的声音，和窗外偶尔驶过的救护车鸣笛。

贺知舟盯着屏幕，手指在按键上飞快地动着。

枕头底下的信封静静地待着，深蓝色的一角露在外面。

他打完了一局，看了一眼分数，把游戏机放在胸口。

天花板上的水渍暗了，没有光照的时候看不清形状。

他闭上眼。

柏林和江城之间隔了八千公里。

八千公里外，有人在替他浇一盆文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