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要不要请律师研究一下？”

“不用，这是法律常识。”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你奶奶岁数大了，很容易被人忽悠。要是县领导宴请她，再给她戴高帽子，说不定她还要给县中学或其他项目捐款。我们辛辛苦苦挣来的钱最终都让政府给用了，这个问题你们怎么看？”

李倩问她：“你有什么高见？”

“现在公司在你奶奶一人名下，公司历年分红的钱也都在你奶奶那里。哪一天她要是走了，这都属于遗产，你们俩都不是第一顺序继承人，所以跟你们俩没关系。而你们对这些财产的取得也做出了贡献，这似乎有些不公平。我是替你们俩着想，希望你们认真考虑这个问题，毕竟陈峰还小，将来要用钱的地方很多，你们说是不是？”

李倩听了连连点头，这更激发了小董的热情，便滔滔不绝起来：“我有个同学在一家民营企业当会计，两年前改制上市，一下子融资几个亿。其实我们公司比他们更有优势，完全可以改制上市。”

李倩对此很感兴趣：“我们有什么优势？”

“我们公司属于绿色生态农业行业，从种植、养殖到销售和餐饮，形成一个完整的产业链。我们的水稻已经取得了有机认证，产品质量、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都非常好。我们为政府做了那么大的贡献，县委县政府肯定支持我们上市，这些都是我们的优势。”

“要是股份制改造，不知道我和树杰能拿到多少股？”

“这个公司是你奶奶和你爸两人创办的，属于原始股东，应该各占百分之五十。如果你们支持这个股份制改造，我们可以拿出百分之十给你们，再拿出百分之一给你奶奶。这样，你们占百分之十，我们占百分之三十九，你奶奶占百分之五十一，绝对控股，你们觉得怎么样？”

“我们只有百分之十，是不是少了点？”

“短期看，好像是这样，但从长远看，你爸名下的股份你们也有份。”

“这事太大，我们需要好好想一想再说。”

小董走后，她抛出的一系列问题，确实引起了李倩和树杰的深思。特别是李倩，原来总觉得树杰是长孙，陈峰是老陈家唯一的重孙子，将来财产自然会落到他们名下。现在经小董这么一说，细想起来，觉得这确实是个很大的问题，于是便问树杰：“你觉得小董的话有道理吗？”

“有一定的道理。我在想，她为什么要和我们说这些？”

“可能我们都是女人，她在替我着想。”

“不会，我太了解她了，她肯定是想利用我们，实现她的利益最大化。”

“你认为她是怎么想的？”

树杰心里明白，公司的股权如果按照法定继承，父亲和小董他们只能拿到三分之一。二叔是公务员，如果他把所得股权全权托管给大姑，那么大姑就相当于拥有公司三分之二的控股权，成为事实上的控股股东。她要是辞去村干部来掌管企业，那么他们就被架空了。

李倩听了树杰的分析后，又提出自己的看法：“二叔按说应该把股权托管给爸呀。”

树杰点了点头：“也有这种可能。但即使这样，小董他们实际享有的股份也就三分之一。如果按照她设想的方案，将来再继承百分之十七，就可以获得百分之五十六的股份，从而达到绝对控股的目的。”

“从继承的角度看，爸持有的股份多，对我们应该是好事，你说是不是？”

“应该是。虽然小董在一些具体事务上能操纵我爸，但我爸在原则问题上还是有自己主见的。”

“不管怎么说，维持现状对我们确实不利，应该有所改变。”

小董回去后，只是告诉玉强协议有效，无法挽回。并跟他说：“我和树杰他们商量了股份制改造和上市的问题。”

“你别异想天开了，上市公司不是国企大公司，就是高科技企业，像我们这种家族小企业根本没戏。”

“上市只是一个说辞，我们的目的是要进行股份制改造。”

“他俩同意吗？”

“李倩说需要想一想，我估计问题不大。”

“说也白说，妈不会同意的。”

“这可不好说，妈是要面子的人，她总是说要把企业做大做强，我觉得她对上市应该感兴趣。”

“如果妈不同意呢？”

“那我们就让妈把分红的钱分给我们一部分。”

“这个可以试试。”

第二天早饭后，小董和玉强以及树杰两口子，一起来到彩云房间。彩云听了小董的一番高论后，斩钉截铁地说：“上市我不懂，也不想懂。至于股份制改造，实际上就是分家，只要我还在，你们想也别想，那是不可能的。”

小董见婆婆态度如此坚决，也不敢激怒她，便改口说：“妈，我们现在生活条件改善了许多，也住上了楼房。可我父母他们至今还住在茅草屋里，我想，历年分红的钱要是能分给我们一部分，也能帮助我父母早日改善一下住房条件，您看行不行？”

“你有这个孝心我很欣赏，做儿女的永远都不能忘记父母的养育之恩。至于分红的钱，我和玉强再商量一下。”

“谢谢妈！那我们先回去，您和玉强商量吧。”

彩云把树杰也留下，三人商量了半天，最终形成了一个分配方案，即玉强一千万，玉兰和树杰各五百万，玉军三百万，发福和庆凤各二百万。

彩云对树杰说：“明天你就给各家开个账户，并办一个存折，把款打过去。你二叔的存折先放我这里，别的直接发下去。另外，跟税务部门联系一下，看如何纳税，在这个问题上不能含糊，一定要按章纳税。”

“好的。”

玉强刚进房门，小董就问：“怎么样？”

“定了。”玉强把他们研究的结果全部告诉了小董，并问她：“满意吗？”

“什么时候兑现？”

“妈让树杰明天就去办。”

小董乐了：“太好了，我们终于有了可以自己支配的钱了。”

“这一千万怎么用，全都由你做主。”

小董高兴得上前搂住玉强，使劲亲了他几下：“亲爱的，你真好！”

“妈还说，这事必须要保密，千万不能让有运知道，防止他重返赌场。”

“还是妈考虑问题周到，特别要嘱咐玉兰和庆凤，千万别说漏了嘴。”

“这个你放心，妈肯定会安排的。”

彩云拿到玉军的存折后，就给他打电话，告诉他分红的情况。玉军得知后感到惊讶：“妈，给我这么多钱干什么？”

“给你就收下，别问为什么，树熙今后要用钱的地方很多，给他备着。”

玉军自打和秀丽分手后，公司跟他没有任何关系，他和树熙主要靠他的工资生活，所以，这笔巨款对他来说还是非常重要的。

不久，区法院公开审理局长高杰和霍万芳案件，各区县局代表参加了庭审旁听，玉军也去了。

检察机关指控霍万芳受贿六万元，高杰受贿二万元。庭审时，两人对此供认不讳。法院判两人犯受贿罪，判处霍万芳有期徒刑六年，判处高杰有期徒刑二年。

局党组决定，办公室主任改任质量科科长，陈玉军改任办公室主任，邹孝仁任法制科副科长，主持工作。

办公室是局机关的一个综合部门，包括行政、党建、纪检、人事、财务、后勤等各项工作。现有公务员八人，工勤人员四人，临时工九人，一共二十一人，而其他科室一般都是三到五人。

质监系统的区县局没有党办、人事科和财务科的编制，这三个部门的工作都由局办公室负责，所以，玉军还承担党办主任、人事科科长和财务科科长的职责。

玉军上任后不久，就开始年终总结。在民主测评时，玉军又有五张不称职的票，这让他很不理解。以前他怀疑是万芳干的，可现在只少了一票，说明之前不是她组织人干的，那会是谁呢？

现在所有的票都在他手里，他把投他不称职的五张票全部拿出来逐一进行分析，发现这五张票里，邹孝仁全部是优秀，而他优秀的票数一共只有五个。因此，他推定投他不称职的五张票中一定有邹孝仁，这让他感到很惊讶。

进一步分析，他还发现邹孝仁的四个“哥们”的优秀票数，全部集中在给玉军划不称职的那五张票里。由此他断定，这事就是邹孝仁组织他那四个哥们干的。再往下推，向区纪委匿名举报的人，也很可能就是他。

冤家宜解不宜结。春节前，玉军专门邀请邹孝仁和他那四个哥们吃饭，名义是感谢——按照邹孝仁自己的说法，纪委来人调查时，他和几个好友为他说了不少好话。

酒席上，邹孝仁颇为得意，以为玉军真的信了他那套说辞，更没料到玉军早已识破他在测评投票上的手脚。

玉军觉得有必要借机敲打他一下，否则这顿饭就白请了。想到这，他便跟邹孝仁说：“我这次测评又有五张不称职票，你觉得，会是哪些人干的？”

邹孝仁不假思索：“上次我不是帮你分析过吗？你忘了？”

“忘不了。你可能不知道，我这个办公室主任，还兼着局里的人事科科长，全局所有测评票都在我这里，只要稍微分析一下，里面的门道就能看个八九不离十。”

“那是，你是专家型领导，这点小事不在话下。”

玉军见他脸上的笑容一点点收住，从微笑到面无表情，再到双眉紧锁，几个“哥们”也面面相觑，便知道这番话已经戳到了要害。他趁势又说：“你这次能接我的班，负责法制科，应该知道我的为人了吧？”

“那还用说？多谢你帮忙，来，我敬你！”

“不用谢。”两人一饮而尽。

玉军放下酒杯，语气不重，但字字分明：“我这人就这样——宁愿人负我，我不负人。但凡事都有个度，希望往后我们互相帮衬，共同进步。”

“你说得对。我下一步转正，还少不了你帮忙。你有什么事，尽管吩咐。”

“好，希望你说到做到。”

为了加强全局党建工作，局党组提出，局党委增设一位副书记，并提议由玉军同志担任。

玉军两年前就被选举为局党委委员、机关党支部书记。局党委根据党组提议，经研究决定，并报区直机关工委批准，玉军同志任天元区质监局党委副书记。

一年后，市局党组决定，市局特设处吴副处长任天元区质监局党组书记、局长。

特设处主要负责特种设备的监管，2000年由劳动局划转到质监局。所以，吴局长对质监局的其他业务并不熟悉，到任后只分管办公室。他知道玉军对全局业务工作比较熟悉，遇事总是先和他沟通，然后再和主管局长商量。

到任不到一周时间，就遇上一个棘手的事：一个消费者在辖区内一个自发形成的市场购买的炸鸡，给孩子吃后中毒身亡。

区食品办给区委、区政府和有关单位发了一个《关于亚硝酸盐中毒死亡事件的情况通报》，指出辖区内一小作坊销售的炸鸡亚硝酸盐超标一百八十倍以上，致使一名儿童中毒身亡。

紧接着，区政府也下发了会议通知，将于下周召开食品安全会议。

各有关单位领导都明白，这个会议就是一个追责会议。按规定，因食品安全造成人员死亡的有关责任单位，其主要领导和主管领导一般都要被追责。吴局长虽然对本市食品监管工作的职责分工不是很了解，但有一点他很清楚，就是食品小作坊属于质监部门监管范围，所以他感到压力很大。

特别是分管质量科的杨副局长，更是寝食不安。事发后的第一时间，他便召集质量科开会研究对策，初步认定涉事者的“前店后坊”经营模式，属于工商部门监管的商业行为，但这需要统计部门出具行业分类意见。

他把这一情况立即向局长汇报，希望他出面协调此事。吴局长说，他刚到这里，跟区领导和各部门的领导都不熟悉，要求他去做工作。

没办法，他只好硬着头皮给统计局局长打电话。对方表示，因涉及责任追究，需要区政府发文，他们才能考虑此事。

区政府办表示，没有领导的批示，他们不能发文。但区有关领导的意思是，马上就要召开追责会议，如果会议决定要进行行业分类划分的话，再办也不晚。

眼见这条路走不通，杨副局长只好再次找局长商量，并提出建议，希望玉军出面帮忙。

吴局长跟他说：“玉军是自己人，有什么事你可以直接找他谈。”

“您分管办公室，还是您跟他说比较合适。”

“这好办。”说完就拨通了玉军的电话。

玉军过来就问：“局长，什么紧急事？”

两位领导和他说明了情况和意图。玉军道：“我的观点是设法把我们从该事件中摘出来，只要能说明这件事跟质监部门无关就行了。至于是谁的责任，那是区委区政府的事，我们没必要纠缠这个问题。”

局长道：“没错，就是这个意思。问题是怎么才能把我们摘出来？”

“我先研究一下，然后写个材料报给您。”

杨副局长跟他说：“这事火烧眉毛，刻不容缓。明天下午食品办就要召集有关部门汇报自查情况，监察局领导也要到会，可能是为下周的追责会做准备。”

局长又问他：“你那个材料什么时间能拿出来？”

“明早一上班。”

“好，马上回去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