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4月1日，本来要召开抗战结束后军统的第一次“四一大会”，戴笠也为了这次大会花费了很多心血，想要热热闹闹地办一次庆祝胜利的活动。可是没想到天不遂人愿，“四一大会”还来不及召开，戴笠却已经命殒黄泉。他每年都要布置的公祭灵堂增加了一个自己的灵位。

让蒋介石倍加猜忌的“四一大会”在他的压力之下，曾经一度缩小规模，削减经费。可是这一次却是蒋介石主动要求军统在重庆隆重举行追悼会，并且要求军统的内外勤头目都到场参加，就连在台湾草山看管张学良将军的刘乙光也到场哀悼。以往的“四一大会”气氛虽然紧张，但是却仍然洋溢着一种喜悦的的情绪。似乎是每个人都在为自己能成为这个“大家族”的一分子感到光荣。可是今天的“四一大会”却是真的让每个人都感到末日的逼近。小特务们担心被扫地出门，大特务担心在权力斗争中落马，每个人都不能确定自己将来的出处在哪里。“四一大会”的大礼堂现场彻底地被愁云笼罩住。

而蒋介石的心里何尝不是感到苦楚？没有过多久，他就感到失去了戴笠这个左膀右臂的不方便。蒋介石在他的政治生命中每每依靠戴笠化险为夷，每当风云变幻之际，戴笠也会以自己的政治敏感，为蒋提供情报，出谋划策。蒋介石在戴笠死后，愈发感到了失去戴笠的重要性。蒋介石在戴笠死后，曾有一次对人慨叹戴笠“生为国家，死也为国家”。

这年的“四一大会”蒋介石也是亲自写发稿，亲自到场主祭。演讲之中还数度落泪。这在蒋介石的随从看来，也都觉得不可思议。行礼的时候，蒋介石带头站在戴笠的棺木前默哀了许久，然后含着眼泪行了三鞠躬。礼毕后，又在一群烈士家属面前转了一圈，挨个握手，并赠以金钱，含泪以泣，家属们号啕大哭。毛人凤则挥手制止，将哭声压低，追悼会就此结束。

随后，蒋介石下令在全国范围内为戴笠举行公祭。这一次祭奠活动之隆重可以看做是当时之盛。从4月中旬到6月上旬，全国各省的各大城市纷纷举行公祭。北平、济南、贵州、重庆、成都、昆明、南昌、上海、合肥、无锡。兰州、广州、福州、厦门、长沙、桂林、西安、郑州、沈阳纷纷举行了数千人乃至5万人的悼念祭礼。各地主祭人均为国民党军政要员，如北平是军委会委员长北平行营主任、一级上将李宗仁，山东是省府主席何思源，贵州是省府主席杨森，四川分别由卫戍总司令王缢绪（上将）和军委员会委员长成都行营主任兼四川省府主席张群在两地主祭。江西是省府主席第七绥靖区司令王陵基（上将），安徽是省主席兼第十战区司令李品仙（上将），江苏是国民党第三方面军总司令汤恩伯（上将）等等。

因为蒋介石已经有了明确的旨意，所以这些要员心中明白蒋介石是有意把戴笠的追悼活动办得隆重些。所以祭奠活动就越演越盛，到最后变成了一场场铺张浪费的闹剧。从3月份一直到持续到了6月份。当地的军政长官大都参加主祭，这不但是看在死者面上，也是碍于各地军统特务们的“情面”，不得不去敷衍一下。因当时这些地方的警察局长、稽查处长等公开机关负责人大都是军统特务，这些人的职务看来不很大，但都是惹不起的，得罪了他们，可以说是明枪易躲，暗箭难防。所以当每个地方的特务们发起为戴笠举行追悼会时，都会硬凑上一个当地的名人作为发起人，而本人就算不情愿，有时也得亲自去祭奠一下。

看到各地活动的反馈，蒋介石感到很满意。可是当他看到文书上一律写着“戴笠少将”的时候，不禁皱起眉头，问毛人凤说：“戴笠还是少将吗？”

毛人凤感到有些难以启齿。因为唯一能升戴笠的官阶的就是他的上司蒋介石。可是因为蒋介石平时都不会注意到这样的事情，而戴笠也不好意思主动要求，所以一拖再拖，他就只是一个少将。但是因为戴笠手握重权，一高兴就会随意升手下的职，因此他自己只是一个少将，但是他的部下却有十来个中将，三十多个少将。

看到毛人凤这样支吾以对的样子，蒋介石立刻明白了过来，他大笔一挥，追认戴笠为陆军中将，这才算给了戴笠一个比较体面的名分。

6月12日，南京地区淫雨霏霏，有万余人的送葬队伍冒着风雨从南京中山路军统办事处走向紫金山灵谷寺，沿路都是围观的群众，虽然许多人心里都有极大的仇恨，却没有人敢公开表示愤怒。蒋介石亲送的题为“碧血千秋”的花圈被高举着走在队伍前，一副巨型挽联写着“雄才冠群英，山河澄清仗汝迹；奇祸从天降，风云变幻痛子心”，被悬挂在棺木前。这也是蒋介石的亲笔手书，从那悲愤激怒的一字一句中可以窥见蒋介石失去戴笠的痛悔心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