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3月29日晚上，陈恭澍向同住的7名行动人员分派职责。他们事先已经去高朗街多次踩点，也将房子的平面图看了又看，记得滚瓜烂熟。他们知道，在3楼右首那间主房就是汪精卫夫妻的卧室，在如果7人相互接应发动袭击，凭着他们的枪法，可以说是十拿九稳。

无论在行动小组的心里，还是在汪精卫的心里，那天都毋庸置疑是一个非常难熬的夜晚。出发前监视小组又来报告，说汪精卫的秘书曾仲鸣一家也来到了高朗街，寄住在那里。人多，必然给ansha带来新的困难。

联络组向香港发出问电，戴笠回应：“立刻执行。”

汪府当夜沉浸在忙碌过后的疲惫中。佣人们也都很早都休息了。在睡梦中，忽然有人听见斧子劈门的声音。守卫立刻打电话通知了法国警察局，就在电话接通的那一刻，一连串闷闷的枪响也让所有人都惊恐万分。

就在3楼右首的房间里，王鲁翘先从斧子劈开的窟窿里用手电照进去，看到床下有一个男人，上半身钻在床铺里，露着光溜溜的大腿瑟瑟发抖。他不由分说，对着男人就是连发数弹。他亲眼看着子弹一颗颗打入对方的脊背，鲜血飞溅。他正要收枪，继而瞟到另一张床下还有一个女人，于是又补了几枪。他正待上前确认两人是否毙命，屋外已经传来了警车的声音。在外头作掩护的余鉴声焦急地吹了个口哨，王鲁翘低声说：“好了。”两人便立刻退出房间，沿路叫上放风的唐英杰和陈步云一起撤退。几个人沿小路跑出，跳上陈恭澍的接应车飞驰而去。陈恭澍问情况如何，王鲁翘自信地擦着枪说：“以我的枪法，绝对没问题。”

当夜，河内就给戴笠发去了报喜的电报。可是第二天，戴笠再次把他们骂了个狗血喷头。原来昨晚他们杀的不是汪精卫，而是前去探望的曾仲鸣。

原来，曾仲鸣听说汪精卫的车被人追踪，就带着妻子来汪宅来探问。也许是为了宽慰汪精卫，曾仲鸣当晚与妻子留住了下来。他们有4个孩子要照顾，人数比较多，汪精卫就让他们住在大一点的主卧，自己搬到客卧。不知这是有意还是无意的巧合让曾仲鸣做了他的替死鬼。曾仲鸣死在了医院的手术台上，他的妻子方璧君在抢救之后活了过来。汪精卫抓到了蒋介石的把柄，便大加利用，亲笔写了悼念曾仲鸣的文章《曾仲鸣先生行状》，接着又在《华南日报》上发表了《举一个例》的文章。

在重庆蒋介石的公馆里，他看着报上的《举一个例》，脸色越来越青紫，越来越狰狞。汪精卫在此文中披露了1937年12月6日国民zhengfu国防最高会议常务委员会的会议记录。这次会议听取外交部次长徐谟的报告，讨论德国大使陶德曼转达的日方和平条件。蒋介石同意以日本的条件为基础进行和谈。汪精卫以此说明，与日本谋和并非自他开始，以蒋介石为首的领导集团早已秘密进行了，自己不过是执行者而已。

戴笠此时已经率领河内行动小组的成员返回重庆，向蒋介石汇报了事情的全面情况，并自请处分。戴笠说：“这次行动我应该负主要责任。如果说要检讨当时的得失，那就是计划不周密，以致汪逆漏网，只打死了汪的副手曾仲鸣。当时，应该在达莫桥上把他打死。不在桥上打，而在晚上行动，已经失策。”

蒋介石听戴笠絮絮叨叨地说着，声音沙哑，已经几乎听不清他的声音了。再看看他消瘦而没有血色的面孔，心里也不免难受起来。他知道这次河内的刺汪行动调动了戴笠的全部智慧和行动经验，他大部分时间都坚守在香港的指挥中心里，甚至连春节也是在香港过的。这次失败，与其说对蒋介石的执政是一次重大打击，不如说对戴笠的心理防御也是个不小的冲击。客观地说，河内刺汪的计划天衣无缝，只是汪精卫命大，又让他逃过一次。

想到这里，蒋介石简直想要亲手掐死汪精卫，可他还是忍住内心的狂躁，慢慢考虑下一步的计划。他面无表情地想了很久很久。在这段时间里，戴笠等人仿佛都已经闻到了死亡的气息，阴森窒息。

不料蒋介石说：“事情虽然没有成功，但你们是尽了力的。汪精卫这次不死，将来还是要上断头台的。你们也都辛苦了，早些回去休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