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那之后，无论什么地方，只要有系的势力出现，复兴社和特务处的力量必定要找上门去，进行争斗。另外，因为警察机构大多掌握在特务处手里，所以但凡系特务组织所属各单位要搜捕和处理人犯，提出请警察局进行批准和协助时，警察机关总是千方百计予以掣肘。

30年代中期，双方工作重点都在上海，因此上海的警察机关就成了双方斗法的场所之一。系掌握了上海市警察局督察室，能够与上海市警察局所辖各分局打交道，因此特工总部上海区第一任区长史济美就能够在华界地区任意行动。但是因为上海市警察局侦缉大队副大队长兼特务股主任刘槐是戴笠的人，而且租界区里有很多戴笠的人，所以史济美很难和租界区联系上。要进入租界捕人，也只能用上海市特别党部肃反专员的名义向上海警察局申请等待批准。这对派的反共活动造成极大的不便。史济美忍无可忍，只好对刘槐低声下气，刻意拉拢，后来他干脆向特工总部神情了一笔专项经费，按月给刘槐发津贴，这才得到他网开一面，勉强把上海区的反共工作维持下去。

但随着时间的的推移，戴笠和派逐渐又从工作上的互相为难，变为人事上的互相斗争，以致水火不容，互相残杀。为了防止叛变行为，双方做出了严禁“跳槽”的禁令，如有发生，一经查实，轻则追回禁闭，重则取其性命。

很快就有人以身试法了。在江苏保安干部训练所，有一个黄埔三期出身的“复兴社”分子，仗着自己是黄埔的老大哥，谅戴笠不敢把自己如何，就偷偷和分子接近。他自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孰料这一切都被其他特务上报给戴笠。忽然在某天下午，这个学生一下失踪了，从教官到受训学生，没有人敢问他去哪里了。因为大家知道复兴社常常秘密处死违反纪律的学生。

另一次，“复兴社”特务在戴笠的授意下，把中央政治学校3个特务学生bang激a杀害。可陈果夫非说这三个学生是他们的人，受到复兴社无辜迫害。戴笠则说这三个人是复兴社成员，因为违反纪律被杀害。双方争执不休，最后闹到了蒋介石面前，结果也只是对特务处稍加批评了事。他们知道蒋介石这是有意让他们之间互相制约，互相拉锯，也只好罢休。

这还没完，为了进一步能对对方的组织进行破坏，复兴社攻击吸收的成员中有异党分子，则攻击复兴社吸收的成员中有gongchandang员。他们以此为借口搜查对方机构，逮捕杀害对方的成员，由此犯下了桩桩血案。

复兴社和派的矛盾越演越烈，已经数次闹到蒋介石面前。这让当时在抗日战争中已经几面受敌的蒋介石更感忧心。

1937年底，抗日的正面战场节节败退，特务处本部先是内迁长沙，后又迁移到武汉。1938年初春，国民党在武汉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会议通过《抗日救国纲领》，要求取消党内小党派的呼声日趋高涨。戴笠的特务处屠sharen民，是蒋介石反革命的最凶恶的打手，因此成为人民声讨的对象。在这种形势下，蒋介石被迫表示响应人民的意愿，取消包括“复兴社”在内的一切特务组织。但是暗中，他却把手下几个特务机关各升一级。

1935年初，蒋介石宣布成立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由陈立夫任局长。局内设三个处：一处是党务处，由徐恩曾任处长，人手基本上是过去中央组织部调查处的全部人马；二处是军警处，处长戴笠，下属自然就是原“复兴社”特务处的原班人马；三处邮检处是新成立的，主管邮电检查业务，处长暂时由局本部少将级秘书丁默邨兼任。

名义上衙门是统一了，但是三处之间却仍然保持着互相争斗，谢绝往来的关系。就连办公地点也是各自为政。陈立夫统率的局本部设在南京西华门四条巷非园。一处地址设在南京道署路132号，二处地址还在南京鸡鹅巷53号，三处设在山西路。这样的机构设置也挑明了戴笠和陈立夫之间依然不共戴天。

陈立夫以为自己当了局长，就可以控制戴笠了，孰料二处从处长到手下的小特务，见到系的人还是怒目而视，不屑一顾，他心里不由得就有些不受用了。而且虽然特务处的经费由军委会发放，但是戴笠遇到问题，还是都跳过陈立夫直接去向蒋介石请示报告。这样光拿钱不办事的举动也让陈立夫感到不舒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