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殿英摇头说：“这可不是普通的剑。它剑长五尺，上雕九条紫金龙，剑体光华四射，不锈不污，锋利无比，吹毛可断，削铁如泥。特别是剑鞘，用的是名贵沙鱼皮制成，上面嵌满红蓝宝石及金刚钻，阳光下它会满目灿烂，令人炫目。”

戴笠听孙殿英如此一说，瞬间有了极大的兴趣。他问：“此剑出处如何？”

孙殿英说：“此剑是清乾隆二十八年春，由新疆爱乌罕和哈萨克等部落所派使节来京入朝时献给乾隆皇帝的。当时乾隆皇帝在龙位上佩上此剑，顿时满殿生辉，犹如万朵彩云在殿中飘舞，满朝文武大臣莫不称幸。乾隆皇帝见此龙颜大悦，特以‘龙泉’二字命名，并设宴使节和文武大臣于紫光阁。从此以后，乾隆皇帝对此剑爱不释手，朝夕相伴。”他停顿了一下，接着压低声音说，“我从东陵得到此物，一直藏在秘密的地方。因为宝剑体形颇长，怕带在身边招惹是非，所以等方便的时候，我一定双手奉上。”

戴笠听到此时呵呵大笑，他拍拍孙殿英的肩膀说：“委员长给你的职位你好好干，总有一天我们会再见面。”

而这再一次见面，已经到了1939年的冬天了。

孙殿英有了队伍之后，又开始四处招兵买马，如今已经改编成了新五军，成了“曲线救国”的功臣。自从华北沦陷后，晋东南的中条山区和太行山区成了国民党的唯有的敌后根据地。可是他的队伍中也钻进了不少gongchandang员。因为当前许多实力派控制的军队中钻进了ong人员，有的在相当程度上掌管了地方武装的领导权，形成了与中央军抗衡的力量。所以蒋介石也担心孙殿英的新五军也被gongchandang利用。他对戴笠说：“你要以校阅新五军为名，规劝孙殿英反共，清除新五军中的ong组织。对其他地方实力派控制的军队组织和群众抗日武装也要照此办理，以确保五届五中全会制定的‘防共、溶共、反共、限共’的政策能切实贯彻落实。”

戴笠对蒋介石的良苦用心是心领神会的。其实，戴笠对孙殿英也看得很透。他知道在一定的时间、地点和条件下，只要谁对他孙殿英有利，他就利用谁为他服务。为防止孙殿英通共和投降日伪，戴笠即刻动身前往河南林县。

新五军就驻防在河南的林县，处于国民党晋东南根据地的前沿。由于周边情况复杂多变，孙殿英为了自身的生存在与国民党上层搞好关系的同时，确实与gongchandang有着不少的接触。按照孙殿英的话说，他是想利用gongchandang的献身精神以及做思想工作的方法来教导和训练自己的部队，并且还邀请gongchandang里面的人来他的部队任职。可是他把军事主官只交给自己的旧部军人掌握，始终不让gongchandang人担任实职，这说明孙殿英对gongchandang仅限于利用而已。

戴笠在对新五军的各方面进行了深入的考察和了解后认为孙殿英确实精明狡诈，但投共绝非是他所愿，投日伪虽有这样的可能，可不到已入绝境，他不会出此下策。然而，目前要孙殿英断然采取反共的立场，似也不太现实。因此，戴笠的策略是继续加强对孙殿英的监控，逼迫他采取反共和清共的措施，确保其为国民党所用。

戴笠和孙殿英这次会面，心里也都各怀鬼胎。戴笠念念不忘的就是那把“龙泉宝剑”，而孙殿英却故意避而他，似乎后悔说出了宝剑之事。戴笠也没有追问，只是主动提出与孙殿英结拜为兄弟。孙殿英听后，自然是喜从心来。两人装模作样地进行了一套仪式，从此就是称兄道弟。他们相处了3天，出入无隙，孙殿英对戴笠更加掏心挖肺，戴笠也以委员长的信任勉励他站稳队伍，努力工作。

两人关系已经好到这个地步了，戴笠再提东陵盗宝的时候，孙殿英不能再装作若无其事了。他终于拿出了那把举世无双的“龙泉宝剑”。戴笠细看此剑后，确认是此生从未见过的稀世珍宝，他拍着孙殿英的肩头说：“有了老弟的这把宝剑，我包你后半生平安无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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