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快，戴笠就也向蒋介石进，建议成立“中央警官学校校务委员会”，在校长的领导下，协助教育长对中央警校的工作进行咨询、决策和管理。尽管这个委员会很明显就是一个叠床架屋的重复组织，和从前北洋军阀的官僚作风没有什么两样。但是蒋介石不但没有予以批驳，并且还手令让戴笠担任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原来在那些军政大员的建议下，他越来越觉得把管理警校这么重要的工作交给李士珍一个人是一个隐患。在这种情况下，任何能够制约李士珍的手段都会被他欣然采纳。戴笠终于得以带着自己的人马进驻中央警校，再次和李士珍站到了平行的跑道上。第二回合后，两人各赢一盘。

如今戴笠的处境就和当初在争夺杭州警校时一样。他驾轻就熟地将其心腹潘其武派为警校秘书、郑锡麟派为政务处长，在警校秘密发展军统力量，培植军统的势力。军统的人搞警察差点，可是搜集罪证，打小报告，制造摩擦很有一套。他们很快就把校务委员会变成了类似于“太上皇”的机构，这使得李士珍处处受限，事事挨批，举步维艰。

这还没完，戴笠继续策划推动一批多年从事警察教育工作、对警察学理有研究的人物出面，筹建了“中国警察学会”，在全国范围内网罗人才，扩大影响。戴笠手上有的是人，也有的是钱。因此有大批人奔走宣传戴笠所谓的“政治警察”论（即特务警察），和李士珍宣的正统警政观点唱反调。他们还出版了一份月刊，依靠戴笠拨的专款大造声势，为之卖命。

比理论研究，李士珍是不怕的，他是警政科班出身，又喝过洋墨水，自然能找出戴笠请的那些无名理论家的破绽。他在中央警校的刊物上大做文章，引经据典，把正统警察理论从制度、组织、职能、人事等方面阐释得是头头是道，一个劲驳斥政治警察论“低俗、浅薄、支离破碎、强词夺理”。他说的话句句在理，处处直指戴笠的弊病，任何人看了都会觉得他的意见十分正确，符合警察教育理论的发展规律和世界潮流。李士珍自己也以为，第三回合他会争得一个开门红。

但是狡猾的戴笠并没有在理论上和他纠缠下去。他派人收集校刊和李士珍抨击军统的大量论，整理成情报递送到蒋介石面前。他就一副委屈无奈的模样在一旁诉苦道：“校长，同学之间有不同意见完全可以当面坦诚地沟通，可是李士珍不顾大体，同室操戈，把内部矛盾公开化，扩大化，这在外人看来，会对校长作何看法？会对党国作何看法？李士珍完全是不顾党国利益，徒然给外人制造笑柄。此人居心何在，校长明察啊。”

这一番话果然触动了蒋介石。他私下找来李士珍，对他训斥了一番，李士珍自知理亏，有口难辩，无奈地承认自己输掉了第三回合。

戴笠乘胜追击，他借浙江警校并入中央警校的机会，让浙江警校的全部教职工办理了集体加入特务处的手续，除留下少数人外，全部造册加入中央警校，使得这部分人在中央警校内抱团成一个特殊的群体力量。他们滚雪球一般地不断壮大发展，很快掌握了中央警校的基层权力，再通过“民主”的选举和戴笠的推荐，使得特务处大特务郑锡麟和陈玉辉进入了中层，一个担任政训处长，一个担任总队长。他们犹如釜底抽薪一般，将教育长的职务架空。李士珍想要争权，无奈基础力量敌不过特务处雄厚，被挡在了门外。

李士珍所能做的只有依靠系的援手。他大力帮助系特务组织充实力量，安排自己的学生和朋友进入系工作，对抗戴笠。无奈这样的边缘的活动总是比不过戴笠直接核心的运动更有效果。他所分得的蛋糕越来越小。

而因为蒋介石的分化制约策略，戴笠也没有能有效地完全控制警察系统，但是他却通过各种手段，安插了不少军统的人在警察局任职，比如警察总署的唐纵，以及首都警察厅厅长、上海警察局局长、北平警察局局长，以及一些省的警务处长，也经常为军统的人所把持。有些大城市警察局局长虽然不是直接由军统的人担任，但也为戴笠所控制，如成都、兰州、西安、郑州、洛阳、贵阳、昆明、迪化（乌鲁木齐）等，其原因是戴笠控制了内政部警政司，便于安插军统的人到这些地方和部门任职。他还很有远见地安排赵龙文、刘裕坤等亲信特务到国外参观警政建设，留学“镀金”，为自己能够挤走李士珍做人才上的储备。

机会到了，1936年，内政部警政司司长的位置空了出来。李士珍想要谋取这个位置，却舍不得中央警校教育长这块肥差。戴笠立刻举荐了刘裕坤，一举获准。到此，全国的警政工作大权终于被抓在了戴笠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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