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笠面带笑容地让毛人凤送上准备好的酒宴，扬要为周佛海等人接风洗尘。席间戴笠、毛人凤纷纷向周佛海等人敬酒、说笑话，可是周佛海却心事重重，明显看得出是强颜欢笑。他不断探戴笠的口风，委婉地请求他替自己向蒋介石求情，给自己分派一个公职。

酒席吃到一半，一个卫兵走进来说：“戴老板，侍从室来电话，委员长叫你马上去。”

戴笠立刻站起来举起杯子说：“不好意思，我要先告辞了，这一杯敬诸位，希望你们在重庆能够住得开心。”

周佛海等人眼睁睁地看到戴笠离开了招待所，之后就再也没有履行承诺，回来看过。从此，他们就被软禁在重庆白公馆里，过着朝不保夕、忐忑不安的生活。

戴笠的用意在周围人眼中其实看得是一清二楚的，为他策反汪伪队伍的唐生明也曾经当面很不客气地斥责过：“你过去尽量利用他们，拉拢他们，现在用不着他们了，你就不用为他们负责，不管他们的死活了。”

戴笠很有些尴尬，却不方便和自己素来亲密的玩友翻脸，只好找借口说：“呸，呸，不能这么说。我们做下属的，一切都要听从领袖的安排，我也没有其他办法啊。”

戴笠死后，蒋介石亲自下令枪毙周佛海等人。

由于特务工作的需要，戴笠要去结识和拉拢许多的人，三教九流，人数越多越好，因此有人说他“好客”。他也喜欢以有三千门客的孟尝君自称，认为这样把自己和“战国四君子”并列而提是一件很荣耀的事情。但是实际在众人眼中，戴笠手下招募的不过是一些“鸡鸣狗盗”之途，帮着他做一些很不光彩的事情。

他对朋友是讲利害、看作用而决定他的态度，除极个别的外，是谈不上真正有什么交情可。当时一些军政大员们对这位特务首脑，虽存敬鬼神而远之的心情，但遇到他找上门时，又还得同他敷衍往来，不愿得罪于他，他也完全清楚。如他和桂永清关系虽不很深，但自桂永清因在綦江战干团惨杀大批青年而被免职派往英国后，桂的父亲仍住在綦江母家湾，戴经常派沈醉送钱和日用品去，并且嘱咐说：“这种朋友多交几个，将来对我们的工作会有很大的帮助的。”

除此以外，戴笠还认识一些奇怪的人物。宗教界中，有一位住在缙云山修心养性、有点声望的太虚法师经常拜访戴笠，戴也曾在功德林、紫竹林素菜馆包办素席去招待他，还叫人送过礼物到北碚缙云山汉藏学院讲经的地方。还有住在南岸龙门浩庙内一个人称“一指头陀”的苦行僧，是重庆警察局督察处长东方白引见的。东方白是军统老特务，是一手执着屠刀，一手拈香拜佛的居士，家里设有经堂，每天上班之前要念一小时经，才去警察局办公。东方白与佛教界的朋友往来很多，并力劝戴笠信佛，还劝戴笠找人修炼长生不老丹。

戴笠接待和拜访过天主教中国区的红衣主教田耕莘，并常与重庆区主教法国人尚主教往来，特别是和当时长期住在重庆上清寺、而教区却是在乐山、嘉定地区的于斌主教关系很深。这个洋和尚是毫不避讳地公开协助军统工作。军统负责人事工作的历任处长李肖白、龚仙舫等，经常被戴笠派去与于斌接洽。通过于的关系，介绍天主教徒为军统工作，或介绍军统与一些天主教徒往来。另外还有神甫雷鸣远（比利时人，一九二七年人中国籍），更是和戴笠勾结得特别紧密。雷鸣远用军委会战地服务团名义到ong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去活动，戴笠除派军统特务李敦宗、李芳、柴达文等参加进去工作外，还派有两部无线电台随同他们一道，主要是利用天主教关系，对八路军进行特务活动。这个国际间谍头子，一面为其国际间谍组织罗马教廷搜集情报，一面与军统勾结对解放地区进行活动。军统去前方许多地方的便车，常常为雷鸣远带人和带东西。

戴笠还很费过一些工夫，想物色一批像中国武侠小说上描写的那种奇侠异人、剑仙术士之流的人物，但多年来使他大感失望。他想为宋子文物色一个武艺超群、枪法出众的随从警卫，找了多年也没找到。他自己天天带在身边的警卫组长徐锦城、警卫员刘国英等的武艺和枪法，也都是平平常常，谈不上有什么特别本领。他所找过的人，如据说有轻身技术的杜心五，又如曾在重庆南岸摆过擂台的黄老师和打败黄老师的一个老道，都不能令他满意。后来由湖南籍大特务李肖白等向他极力推荐柳森严，还有《江湖奇侠传》作者平江不肖生（向恺然）所描写的侠客柳迟的化身柳惕怡，经他谈过话之后，也认为只是走江湖、卖膏药之流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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