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笠愣了半天没有回过神。等他意识过来之后，他从内心濒死的遗憾中又生发出了继续追杀汪精卫的决心。

而在刺杀案发生后的第二天，日本zhengfu就接到其驻河内领事馆的详细报告，临时召开了由首相、陆相、海相、外相和藏相参加的“五相会议”，决定派影佐祯昭等人到河内营救汪精卫。不久，汪精卫在日本人的保护下，经海防乘船到达上海。

戴笠没有想到自己的误刺，反而导致汪精卫加快了投敌卖国的步伐，也促成了汪伪政权的建立。面子丢尽的军统局继续把汪精卫列为ansha名单上的头号人物，准备把极大的人力、财力和物力投入到刺汪活动中，重新捡起军统在蒋介石面前，在国民党zhengfu中，在天下人面前失去的面子。

河内的一声枪响，宣告了蒋汪之间的彻底决裂。1939年3月25日晚，汪精卫一行登上了租借的法国货轮“芳·福林哈芬”号，后转移到了日本货轮“北光丸”上，于5月6日抵达上海。在日本驻沪领馆引荐下，他们迅速与原中统局的高级特务丁默邨和李士群为首的汉奸特工组织进行联络，商议合流事宜。当时已经投敌李士群、丁默邨与日本军部代表土肥原会面，提出《上海特工计划》，得到重视。于是日本大本营下达了《援助丁默邨一派特务工作的训令》。经过汪伪国民党“六大”，汪伪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特务委员会特工总部正式成立，由周佛海任特务委员会主任委员，丁默邨任副主任委员。李士群任秘书长，以丁默邨为特工总部主任，李士群为副主任。而特工总部的办公地点就是在上海极司非而路76号（今万航渡路435号），即后来臭名昭著的“76号魔窟”。

戴笠非常此时已经清楚仅靠上海区域的外围组织实施对汪精卫的阻击是很难得手的。为此，戴笠决定另辟蹊径，派曾参加过“和平运动”的军统局特务戴星炳打入汪精卫的身边伺机下手。

戴星炳与戴笠是老乡，他曾参加过“和平运动”，是“改组派”的一员，在汪精卫手下工作过，现在已经秘密加入军统。接到戴笠的指令，戴星炳经香港到达了上海，利用原来的关系靠上了汪精卫。

但是由于河内的ansha阴影仍在汪精卫的心里难以挥去，他对身边的人时时严加提防。结果半年后，戴星炳的工作始终没有进展。他觉得再这样下去对不起戴笠，就以回广东策反粤系高级将领为名给汪精卫写了信后离开了上海。

戴笠没有放松刺杀汪精卫的部署。他电令吴庚恕，要他继续活动，寻找时机刺汪。

吴庚恕在以资格老，态度骄横凶狠著称。也因为如此，他很受戴笠的器重。这次他来上海之前，曾向戴笠发誓不取汪精卫的首级不回重庆。戴星炳一走，他到处活动多方打听，终于找到了在伪维新zhengfu中当科员的同学陈承纶。因汪精卫在广州农运所任教官时与陈承纶有师生关系，吴庚恕便威逼陈承纶利用这关系去接近汪精卫，寻机在汪精卫的住宅或办公室里安放定时炸弹和放毒。

陈承纶原本就是个胆小怕事的人，否则也不可能工作了这么久才只是一个小小的科员。他根本就没有胆量去做谋害汪精卫之事，但面对吴庚恕的凶野蛮横又不敢拒绝。他再三考虑后，觉得最妥当的办法就是让汪精卫直接来对付吴庚恕，自己好从中脱身。于是，陈承纶将此事的经过向汪精卫作了密报，汪精卫立即将此事批转给丁默邨和李士群。过后，丁、李两人设计将吴庚恕抓获，没经任何审查就直接枪决了。陈承纶逃过一劫，连忙远走他乡，生怕被军统的人伺机报复。

戴笠得知吴庚恕的死讯后的确伤心了好久，这也更激起了他对汪精卫更强的报复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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