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被迫抗日刚一开始，军统特务头子戴笠就奉行他主子的命令，借抗日为名积极从事枪口对内的准备工作。他原来打算在上海或南京举办一个大规模特务训练班，但没有预料到上海和南京那么快就沦入敌手，特训班的开办也就暂时搁置。1937年冬天，他逃到武汉之后，仍然对于没有开成特训班耿耿于怀。于是便指派余乐醒等人转移到湖南去积极筹备特训班。

余乐醒回到长沙，马上把他在长沙南门外天鹅塘旭鸣里四号融园一座大洋楼全部腾出，作为筹备处，日夜紧张地从事筹备工作。培训基地原本打算设在长沙附近，但是因为日军空袭数目增多，出于安全考虑，军统湖南省站站长李人士推荐以常德北面临澧县县立中学为班址。戴笠派了军统第一处处长杨继荣和余乐醒等前往视察，认为此处交通便利而又隐蔽，房屋宽大，基础设施完善，便决定把这个班设在那里。

为了要跟上进一步的反共清共形势，戴笠还选派了一大批曾经留学苏联的gongchandang叛徒到这个班去工作，比如谢力公、王崇五、陆遂初、王班联、贺元、徐永年、吴景中等人。反共反人民的思想教育是该训练班最重要的课程。

硬件软件都已齐备，生源从何处而来？戴笠为此是绞尽了脑汁。第一步自然是发展“自己人”。筹备处刚一成立，军统人事科即通令所有外勤各省省站组，转令所有特务介绍可靠亲友前往受训。条件是思想可靠，身家“清白”，不分性别，年龄在18以上25岁以下，初中以上程度，身体健康无显著特征和暗疾，并规定当时已参加军统工作的内外勤工作人员愿意参加受训者亦可调训。但是这几年随着军统的不断扩大，各处外勤组织的人员基本上把能拉进军统的亲朋好友都拉进来工作了，继续招收的空间并不大。所以到后来对人员条件的限制也就放松了，不少30多岁的人也混在特训班中。最后收了不到300人，基本都经过思想考核，比较可靠，戴笠认为把他们安插在学生中正好可以起到监督作用。

第二步是向外招收家园沦陷的流亡失业学生。刚好军统郑州办事处主任梁干乔当时想趁着国难之际抓点实力，于是在山东、江苏、河南等地大量招收的流亡失学失业青年。戴笠一向厌恶下属野心大，尾大不掉，对待梁干乔也是从不放权。这次看到他手下聚集了近千名青年的时候，犹如看到一堆金元宝，大笔一挥批示梁干乔把学生全部送到湖南受训。

这批学生聚到郑州的时候，一听要去那么远的地方，不少河南籍的都悄悄走了，到上车时只剩下800多人。当他们经武汉到长沙，沿途又跑了不少人，最后抵达临澧时连八百人都不到。在戴笠一再催促，这凑起来的1100多人在用茅草竹架临时搭成一座可容1000余人的大礼堂举行了开学典礼。滑稽的是，学生中间是夫妻关系的也有，是母女的也有，至于兄弟、兄妹、姊妹同学的就更是数不胜数了。

看到这个情况，戴笠还是不满意，他尤其嫌女生的比例太少，不到十分之一。他深刻知道女性特务人员的重要作用，于是又凭关系向人借调。最后还是他的知己好友胡宗南鼎力相助，将自己在长沙用中央军校七分校名义招收的60多名女生全部拨给他。这样的规模才让戴笠脸上稍露笑意。

但是他还没来得及松一口气，“退学风波”又闹起来了。那批胡宗南送来的女学生一听说要她们来当特务都不干，吵着闹着要回七分校去。这些年轻气盛的姑娘大多家在长沙，要逃跑或者和外界联络都很方便。再加上得看胡宗南的面子，不能随便处罚她们。来做教官的特务们也都知道这些人中绝大多数将会成为戴笠的床侧新宠，不能轻易和她们结仇，于是一时间也没了办法。事情上报到戴笠那里，戴笠指示先进行说服工作。总教官谢力公和政训处长汪祖华两人自告奋勇，召集她们谈心，欺骗她们特训班培养出来的人才肩负国家大业的神圣使命，是牺牲小我换取国家太平的伟大壮举，安抚她们不急着出逃。再由副主任余乐醒约个别领头分子谈话。余乐醒为人平易近人，处事又有经验，说起话来很有一套。女学生渐渐地都听了他的话，这才勉强把这些人的情绪暂时安定下来。

看到这场风波被压下去之后，戴笠马上指示要研究具体办法，防止类似的事件再发生。3天以后，班里决定采用填表、写自传等集体宣誓参加军统组织的办法来套住所有的学生。学生们稀里糊涂地成了军统的人，就等于脖子上拴了链条。当他们得知自己将来要去干那些sharen放火和逮捕绑票的勾当，开始退缩，要求退学的时候，戴笠就可以牵动他们脖子上的锁链，随意制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