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师太太求见，蒋介石想拒绝都不行。陈夫人是哭着进门的，蒋介石看她那样子，也只好先请入座，再奉茶，好生安慰。

陈夫人一边抹眼泪一边说：“中正你也知道，我跟英士（陈其美的字）的独生子已经不在了。立夫和果夫就是我俩的儿啊。他们有多大胆子敢不听委员长的话，你难道忍心叫英士绝后吗？”

这几句话说得蒋介石是哑口无。到了这个份上，蒋介石不看僧面看佛面，也就原谅了陈立夫的“死罪”，但感到必须对陈立夫的权力和嚣张的气焰加以抑制。于是，蒋介石开始有意识地削弱和抑制系特工的力量。他下令把三处划归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管，无形中就把邮检处从陈立夫手下挪到了中立的位置。

就在这时候，唐纵从驻德大使馆回国后，向戴笠详细介绍了德国纳粹第二号头目戈林领导的一个研究所。这个研究所专门窃听电话、破译密码，每年监听电话和破译密码4万份以上，在巩固希特勒及戈林权力和地位的斗争中产生了意料不到的效果。戴笠听了唐纵的介绍，深感抢夺邮检所对进行特务工作的重要性。他发誓要在中国建立一个同样不逊色的研究所，而他的第一步就是要不遗余力地把邮检处从系手中夺过来。

戴笠手下的人搞反共差一点，可是挑拨离间，打小报告的本事却是无人能敌。他们收集了系安插在各地方邮检所的工作人员的大量情报，向蒋介石不断揭露系控制邮检处的黑幕。在蒋介石的允许下，戴笠系统的特务不断伺机反扑。争夺邮检处的各级领导权。终于在不久以后，蒋介石终于下令把邮检处划归戴笠领导，由戴笠派军统特务、黄埔一期生刘瑶担任处长。戴笠自此更是扬眉吐气地对邮检部门大刀阔斧地进行改组，从处长以下到一般干部，逐步换上自己的人，而把系特务一个一个地赶了出去。

曾经利用邮检所把戴笠死死踩在脚下的徐恩曾如今看变天了，不得已几次找戴笠进行交涉，请他公事公办，把情报送到局本部。可是戴笠却摆出从前一处对二处的态度，一味卖“牛皮糖”，敷衍搪塞。戴笠说话虽然还算客气，他手下曾经受过系成员的气的特务们却毫不客气地反击。

有一次重庆邮检所里就爆发了一场激烈的争吵。因为戴笠的活动，原来是正所长的系特务被调为副所长，而戴笠系统的特务罗杏芳升为所长。过去都是罗杏芳找系的人要情报，现在倒了过来，系不甘愿了，站在门口破口大骂。罗杏芳冷冷旁观，不屑地说：“分子还想从我这里要得到情报吗？对不起，老子请他们吃（罗杏芳是湖南澧县人，湖南土话称尿为）。”可见戴笠手下的特务对系特务仇恨之深。

戴笠处处与系为敌，使系感到如鲠在喉，咽不进，吐不掉。这个消息很快就传到在天目山休养的系头子陈立夫耳中。听到手下的抱怨，陈立夫安慰他们忍耐，并且告诉说：“蒋介石的一贯手法就是要使手下的几个派别互相掣肘，以利于其掌握运用，防止形成尾大不掉，权重震主。所以如果某一方占了上方，也会被蒋介石打压下去。所以不如维持面前这个局面，不要和戴笠的人公然作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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