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哦，可以这么说，”另一个说，“我正坐在这里考虑今晚去哪里玩呢。”“跟我去吧，”杜洛埃，“我可以给你介绍漂亮极了的小妾。”“是谁？”另一个问。

“哦，这边四十街上的两个姑娘。我们可以好好乐一下。我正在找你呢。”“我们去找她们，带她们出来吃饭怎么样？”“当然可以，”杜洛埃说。“等我上楼去换一下衣服。”“那好，我就在理发室，”另一个说。“我要修个面。”“好的，”杜洛埃说，穿着双高级皮鞋。嘎吱嘎吱地朝电梯走去。这只老花蝴蝶飞起来仍旧轻盈不减当年。

冒着这天晚上的风雪，以1小时40英里的速度，向纽约开来的一列普尔门式卧铺客车上，还有三个相关的人物。

“餐车第一次叫吃晚饭，”车上的一个侍者穿着雪白的围裙和短上衣，一边喊一边匆匆地穿过车厢的走道。

“我不想打下去了。”三人中最年轻的那个黑发丽人说，她因为好运当头而显得十分傲慢，这时正把一手纸牌从面前推开。

“我们去吃饭好吗？”她丈夫问，华丽的衣着能把人打扮得有多潇洒，他就有多潇洒。

“哦，还早，”她回答，“不过，我不想再打牌了。”“杰西卡，”她母亲说，她的穿着也可以帮助人们研究漂亮的服装能怎样美化上了年纪的人。“把领带夹别牢——快脱出来了。”杰西卡遵命别好领带夹，顺手摸了摸她那可爱的头发，又看了一下宝石镶面的小表。她的丈夫则仔细地打量着她，因为从某观点来看，漂亮的女人即使冷淡也是迷人的。

“好啦，我们很快就不用再忍受这种天气了，”他，“只要两个星期就可以到达罗马。”赫斯渥太太舒适地坐在角落里，微笑着。做一个有钱的年轻人的丈母娘真是好福气--她亲自调查过他的经济状况。

“你看船能准时开吗？”杰西卡问。“如果天气老是这样的话，行吗？”“哦，能准时开的，”她丈夫回答。“天气无关紧要。”沿着走道，走过来一个金发的银行家之子。他也是芝加哥人，他对这个傲慢的美人已经注意很久了。就是现在，他还在毫不犹豫地不时看看她，她也觉察到了。于是，她特意摆出一副无动于衷的样子，把美丽的脸庞完全转开。这根本不是出于妇道人家的稳重，这样做只是满足了她的虚荣心。

这时候，赫斯渥正站在离波威里街很近的一条小街上一幢肮脏的四层楼房前。那最初的淡黄色的粉刷，已经被烟熏和雨淋弄得面目全非。他混在一群人中间--早已是一大群，而且还在逐渐增多。

开始只来了两三个人，他们在关着的木门附近溜达，一边跺着脚取暖。他们戴着皱巴巴褪了色的圆顶礼帽。不合身的上衣，被融雪湿透，变得沉甸甸的，衣领都朝上翻起。裤子简直就像布袋子，裤脚已经磨破，在湿透的大鞋子上面甩来甩去。

鞋帮已经穿坏，几乎是破烂不堪了。他们并不想就进去，只是懊丧地在旁边转悠，把两手深深地插在口袋里，斜眼看着人群和逐渐亮起的一盏盏路灯。随着时间一分一分地过去，人数也在增加。其中既有胡子灰白、眼睛凹陷的老头，也有年纪较轻但病得瘦巴巴的人，还有一些中年人。个个都是骨瘦如柴。在这厚厚的人堆里，有一张脸苍白得像是流干了血的小牛肉。另一张脸红得如同红砖。有几个曲背的，瘦削的肩膀弯成了圆形。有几个装着假腿。还有几个身材单薄得衣服直在身上晃荡。这里看到的是大耳朵、肿鼻子、厚嘴唇，特别是充血的红眼睛。在这整个人群中，就没有一张正常、健康的面孔，没有一个直立、挺拔的身躯，没有一道坦率、坚定的目光。

风雪交加之下，他们相互挤在一起。那些露在上衣或衣袋外面的手腕都冻得发红。那些被各种像是帽子一样的东西半掩住的耳朵，看上去还是被冻僵和冻伤了。他们在雪中不停地换着脚支撑着身体的重量，一会儿这只脚，一会儿那只脚，几乎是在一起摇摆着。

随着门口人群的扩大，传来一阵喃喃的话语声。这不是谈话，而是你一句我一句，泛泛地对任何人发表连续的评论。起中有咒骂，也有黑话。

“真见鬼，但愿他们能快一些。”

“看那个在望着这里。”

“也许天还不够冷吧！”

“我真希望我现在是在新新监狱里。”

这时，刮起了一阵更刺骨的寒风，他们靠得更拢了。这是一个慢慢挨近、换脚站立、你推我挤的人群。没有人发怒，没有人哀求，也没有人说恫吓的话。大家都沉闷地忍受着，没有打趣的话或者友谊的交流来减轻这种苦难。

一辆马车叮当驶过，车上斜倚着一个人。最靠近门口的人中有一个看见了。

“看那个坐车的家伙。”

“他可不觉得这么冷。”

“唷，唷，唷！”另一个大声喊着，马车早已走远，听不见了。

夜色渐浓。人行道上出现了一些下班赶回家去的人。工人和女店员快步走过。横穿市区的电车开始拥挤起来。煤气路灯闪着光，每一扇窗户都被灯光照得通红。这一群人还在门口徘徊不散，毫不动遥“他们难道永远都不开门了吗？”一个嘶哑的声音问，提醒了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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