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地起风浪，山顶落顽石。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如同狂风把曾国藩推向浪尖，又狠狠地把他摔了下来，几乎摔得粉身碎骨。事后，曾国藩后悔不迭：“我若早死三年，便是一个完人了……”
十七年前，曾国藩身为礼部侍郎时就幻想过改良社会，他曾给年轻的咸丰皇帝提过不少中肯的建议，只可惜未被采纳。他所幻想的理想社会是康乾时代的那种太平盛事，他所追求的是做大清王朝的忠臣。
但他的理想很快就被残酷是社会现实碾碎了，他不再寄希望于朝廷自上而下的改革。那时，他忠于的大清朝已陷入种种困境，要稳定大清的基业，非流血牺牲不可。书生曾国藩选择了另一条全新的路——组建湘军，对付太平军，保住大清的江山。
如今，太平天国已被消灭，但大清朝仍存在着强大的敌人。那就是他们自己——腐败无能、千疮百孔的大清朝！
战胜对手不难，可是，要战胜自己却很难很难。
曾国藩担忧的是大清朝能战胜自己吗？从京城到了保定，一路上所见、所闻，皆让他一天比一天心灰意冷。门生赵烈文沉痛地说：
“社会太腐朽了，无论我们怎么努力都于事无补。大人，攻下金陵时，你在纪念碑上撰写的那十六个大字，至今学生记忆犹新：‘穷天下力，复此金汤，苦哉将士，来者勿忘。’你在告诫众人：记住太平天国这一历史教训！不要逼得老百姓走投无路，百姓造反，统治者应付很大的责任。如今一路上所见所闻，不正是重蹈历史的覆辙吗？”
曾国藩感到力不从心，他感慨万千地说：
“我们能打垮‘粤匪’，但不能打垮多如牛毛的社会蛀虫。尽我们的最大努力吧！我们能贡献多少力量就贡献多少力量，只要问心无愧就行。”
曾国藩带着赵烈文、曾纪鸿等人一路观察民情、留心民意，至同治八年三月九日才抵达保定。一到保定，他就身体力行、大刀阔斧地进行一系列治理工作。
他排除了种种干扰，从严惩劣吏入手，整顿了腐败的直隶衙门府。他弹劾了一大批劣迹昭彰的官吏、清理了多年讼案、扭转了不良的社会风气，为朝廷所肯定。一时间，“曾国藩”这个名字在保定、天津一带被人传颂。
他的官名不错，老百姓十分爱戴他，而且，朝廷上下有口皆碑，称曾国藩为“大清中兴第一汉臣”。仿佛一个曾国藩就能挽救风雨飘摇中的大清朝，他几乎成了圣哲。
可是，平地起风浪，山顶落顽石。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狂风把曾国藩推向浪尖，他从高高的浪尖上摔了下来，几乎摔得粉身碎骨。事后，他后悔不迭，对两个儿子说：“我早死三年，便是完人。”
事情还得从头说起：
同治九年五月（1870）间，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天津教案”。曾国藩领了圣谕，前往天津解决问题，没想到此行让他进退维谷，最后身败津门。
他成了千人唾骂、万人指责的“走狗”、“汉奸”。
道光末年以来，英、法、美、日、俄等外国列强不断地对中国进行侵略。他们运用了三个武器：鸦片、军舰和宗教。以鸦片毒害中国人的身体，使他们健康的身体日益衰弱；以军舰大炮轰开了中国的国门，迫使大清朝割地赔款；以宗教毒害的方式麻痹中国人的心灵，使外国的宗教文化渗透到中国的“肌肤”中。
世界各国人民都有本能的反抗精神，中国人更如此。
中国有着五千年的光荣历史，有无数的爱国仁人志士，有团结一致的民族精神，不允许外国鬼子来毒害中国人的心灵。企图奴化中国人，那是痴心妄想！
一个是侵略，一个是反侵略；一个是西方宗教想渗透中国文化，一个是中国文化本能地抵御舶来品。这两者势必产生激烈地冲突和斗争，其结果令人可想而知。
同治九年五月上旬，天津市民发现法国天主教育婴堂收养的中国儿童突然死亡三十多人。而且，尸体自外向内腐烂，这与一般情况下的自内向外腐尸很不同，人们不禁产生了怀疑。
几年来，全国各地不断发生“教案，”即英、法、美等国传教士与中国居民发生流血冲突事件，愤怒的中国人打死、打伤外国传教士或焚烧教堂。有几起较大的教案，如扬州教案、贵州教案、四川教案等皆由失踪儿童引起。
近两年来，天津一带常常发生儿童走失案，有人传说外国传教士把育婴堂里的中国儿童当作试验品，进行试验。外国人打着“慈善”的幌子，戕害中国儿童。他们把中国儿童的眼珠挖掉当作药引子，配制出“长生不老药”；或者挖空孩子的内脏，把肝脏掏出来烧了吃。
孩子大批地死亡，腐尸现象又很特殊，人们不禁产生了联想。
其实，传说把育婴堂里的中国儿童当作试验品，或者蓄意伤害中国儿童有些出入。外国传教士企图以宗教文化传播的方式麻痹中国人民，培养中国人崇洋媚外的思想。他们到处盖教堂，建立教会医院、教会学校和育婴堂。
由于绝大多数中国人坚决抵制，外国人只好用金钱收买的方式吸收教民。那些教民有的十分贪财，便四处诱拐儿童，把儿童卖到育婴堂。孩子到了育婴堂同样受的是奴化教育，外国传教士欣喜地发现这些孩子们长大以后会成为活脱脱的“香蕉”——皮是黄的、心是白的。
春天各种瘟疫流行、蔓延，不少孩子染上疾病。教会医院给病儿做手术，有的孩子死在手术台上，便草草缝合刀口，送到教堂外面的墓地里简单地掩埋一下。
中国老百姓不能接受西医的手术治疗法，他们认为儿童被挖空了内脏为外国人的蓄意伤害。本来与传教士就矛盾重重，如今又出了这等事儿，干柴、烈火一触即燃。
五月二十一日，一个名叫武兰珍的人贩子在诱拐儿童时被人当场抓获，大伙儿扭送人犯至天津县衙。人犯口口声声说：
“我有罪、我有罪！不过，罪魁祸首叫王三，是他让我到处拐骗儿童的。”
愤怒的人们大声叫喊：
“说！王三是何人？不说把你剁成肉酱！”
“老实交待：王三给了你什么好处？你干的事丧尽天良，一定为钱而来。”
“王三呢？不把他供出来，你死路一条！”
在众人的逼问下，武兰珍终于交代了：“王三是位开中药铺的老板，迷幻药就是他配制的。他是个天主教徒，甘心为洋鬼子卖命。迷拐一个孩子送进育婴堂，我就能得五块赏银。”
人们群起而攻之，纷纷用烂桃、土块等物砸向武兰珍。武兰珍抱头哀号，答应带领人们去找王三对质，以开脱自己的罪行。
天津知府张光藻本来不想过问此事，但是，愤怒的人们压制不了。他也听说外国教堂戕害中国儿童，便顺应了民心。他找到天津道周家勋，两人向法国育婴堂发出照会，要求交出人犯王三。法国教堂大门紧闭，对中国人不予理睬。
这一下子真的激怒了张光藻和周家勋。他们一向耀武扬威，何曾受到过这种冷遇！
五月二十三日上午，张光藻、周家勋带领一帮愤怒的群众，押着人犯武兰珍来到了法国教堂门前，要求交出王三。教堂的大门依然紧闭着，无论怎么拍打，他们就是不开门。张光藻、周家勋无奈离去，留下来的群众被激怒了，他们高声谩骂，并用石头、土块、垃圾等物击打大门。
离教堂不远的法国领事馆领事丰大业出面了，他带着武装人员气冲冲地去找三口通商大臣崇厚，要求崇厚立即派兵驱散教堂前的“暴徒”。
崇厚一怕洋人、二惧老百姓，他装作什么也没发生似的，迟迟不给答复。不可一世的丰大业狂妄地叫嚣着：
“我不怕中国人！中国人再敢滋扰法国教堂，我会给你们点颜色看看的。”
崇厚与他争辩，他拔出shouqiang就朝崇厚开枪，崇厚躲闪的快，才幸免于难。当阶级矛盾上升为民族矛盾时，老百姓就站到了他们并不爱戴的官员这一方。大家高呼：
“杀死洋鬼子，为崇厚大人出口气！”
崇厚怕事态进一步扩大，连忙后退，并劝解老百姓不要意气用事。这时，天津知县刘杰闻讯赶来，他还没弄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丰大业就开枪射击他。随从高升用身体挡住了刘杰，高升被打伤了。
崇厚见状，也十分生气，但他制止了中方兵弁，不准开枪还击。老百姓都在心里骂他是个软骨头，恨中国官员软弱无能。
刘杰坚决地站在崇厚这一边，他帮助崇厚劝解、疏导老百姓，但效果不佳。崇厚气呼呼地走了、刘杰也气呼呼地走了。教堂门外围观的群众越来越多，丰大业气势汹汹，他狂妄地说：“没有人为你们撑腰了吧！一群蠢货！”
愤怒的人们怒不可遏，有人大喊：
“打！打死他呀！”
又有人和道：
又有人和道：
“对！打死他，让洋鬼子看看中国人不是好惹的！”
善良的中国老百姓忍无可忍，他们打死了狂妄嚣张的法国领事丰大业。
人们冲进外国人办的教堂、医院、育婴堂、领事馆和洋行内，砸的砸、砍的砍，一把火烧了几座教堂。人们还从法国教堂里搜出了人犯王三，救出被拐儿童。与中国老百姓顽抗的外国人有的被打伤、有的被打死。驻天津总兵陈国瑞带了二十多位亲兵，立马桥头为愤怒的中国人呐喊助威。这更增添了人们的斗志。
最后统计一下，约有二十个外国人死于这场争斗。
“天津教案”震惊中外。
法、英、美、日、俄等国联合抗议，并迅速调集军舰，进行武装威胁。
清廷恐慌了起来，他们意识到如果处理不好这件事情，将会爆发大规模的战争。西太后心急如焚，她令军机处几位大臣连夜商议对策。
几位军机大臣的意见发生了分歧。有的站在醇亲王这一边，主张采取强硬政策，对洋鬼子不可一味忍让，否则的话，外国人会得寸进尺；有的支持文祥，主张退让求和，向外国人做出些让步能体现出中华民族的“礼让之美德”。
西太后更偏重于后者，她谕令直隶总督曾国藩迅速赴天津查办此事。
接到谕令后，曾国藩顿感头疼。他意识到此行荆棘遍地，自己很难处理妥当这件事情。对于外国人及洋教，曾国藩并没有什么好感，甚至他有些痛恨外国人；对于奋起抗争的老百姓，他寄予无限同情，有这样的老百姓，中国不会亡国也。
可是，西太后定下了“基调，”曾国藩是不可能去“改调”的。他考虑了很久，总觉得此去天津凶多吉少，弄不好，自己这把老骨头要抛在他乡异地。
曾国藩给大儿子曾纪泽写了一封信，也算是遗嘱吧！
“今日之事非同寻常。外国人一向蛮横无礼，动辄开枪射人；津门地方又不太平，民风强悍好斗。双方各不相让，即构怨兴兵，激成大变。身为直隶总督，不能坐视不管。但管又管不了，一但战争爆发，我有可能落个‘为国殉职’。如果我死于这场战争，你们（纪泽、纪鸿）一定要从简办理丧事。把灵柩送回湘乡，葬在高湄山下。谢绝所有吊唁者，一律不收礼。所留奏稿、古文，绝不许刻布。”
看来，曾国藩已经意识到了事态的严重性，而且，此时他患有严重的目眩症，身体状况很不好。但是，明知山有虎，不得不上山！
同治九年六月初十日，曾国藩抵达天津。一到天津，他就能感到天津人民那种斗志昂扬的反帝情绪，情况与崇厚所说的“乱民骚动”有些出入。曾国藩谢绝了道、府、县各官员的邀请，一头扎进住处不出来。
“秀才不出门，遍知天下事”。曾国藩的双耳灌满了有关“天津教案”的种种说法，他好不容易才理出个头绪来。
三口通商大臣崇厚一口咬定是“乱民骚动，”一些人借死童大做文章，趁机闹事；张光藻、周家勋、刘杰三人希望朝廷能为他们撑腰，打击外国人的嚣张气焰；绝大多数老百姓义愤填膺，要求曾国藩站出来“护道”（维护中国的孔孟之道，打击妖惑众的洋教）；一小部分教民为育婴堂及教会医院开脱罪名，说那些死去的儿童并非“挖心取肝，”而是病重身亡。
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他对崇厚的媚外方针有些反感、对张光藻等人的行为有些生气、对天津士子高涨的反帝情绪有些害怕、对少数中国教民有些怀疑。
究竟该站在哪个立场上呢？
门生赵烈文深知曾国藩的困难处境，一边是来自朝廷的压力、一边是来自舆论的压力，他为老师捏一把汗。
夜已深，夏虫停止了令人心烦的鸣叫声。可是，曾国藩的唉声叹气不断传来，弄得赵烈文也难以入眠。赵烈文走向曾国藩的卧房，在窗下轻轻地叫道：
“大人、大人，该歇息了。明天是十八日，按约定该会见法国公使罗淑亚了。您现在不睡个好觉，明天没精力和洋鬼子据理力争。”
“烈文吗？进来吧！”曾国藩的声音里充满了忧思。
赵烈文看得出来老师陷入了两难之中：天津人民情绪激昂，把曾国藩当成了反对洋教、维护儒学的伟大人物；朝廷给曾国藩出了一个难题，外国人得罪不起，必须妥善解决此事，尽快息事宁人。两难之间，难做好人！
“烈文，一切你全看到了。我踏进津门就被团团围住，上至士子名绅、下至黎民百姓，他们都把我当成了救护神。人们纷纷诉说：洋人如何如何虐待中国儿童；打死洋人那天，丰大业如何如何嚣张狂妄；崇厚又如何如何媚态十足，令国人反感。”
“大人，之所以天津士子名绅、黎民百姓把您当成正义的化身，是因为他们读过您写的《讨粤檄文》。咸丰四年，那篇《讨粤檄文》给多少人鼓舞了勇气，人们皆认为您是‘护道’的忠诚卫士，如今人们寄希望于您。”
“难啊！国人与洋人都不想得罪，进退维谷最难受！”曾国藩有些举棋不定。
同治九年六月十八日，曾国藩会见了法国公使罗淑亚。
罗淑亚提出了惩办天津府县官员、捉拿凶手、赔偿损失等要求。他的态度比较温和，与曾国藩事先预料的有些不同。见此情景，曾国藩轻轻地舒了一口气，他对赵烈文说：
“罗淑亚的要求并不太过分，‘惩办天津府县官员、捉拿凶手、赔偿损失’三项中，惟有‘惩办天津府县官员’有些不能完全接受，其他两项毋庸再议。教案发生之时，天津府县官员并未直接参与活动，为何要惩治他们。再者，三天前已将周家勋、张光藻、刘杰三人革职，我已经惩治过他们了，还要怎么惩治呀！”
“大人，不瞒您说，周家勋、张光藻、刘杰三人革职传开以后，天津士子与百姓已有闲碎语，开始对您有些看法了。如果全部答应罗淑亚的要求，会引起国人愤怒的。”
曾国藩与赵烈文低估了罗淑亚。第一次会面，罗淑亚带着温文尔雅的“面具，”他的主要目的是试探一下曾国藩的态度。两天后的第二次会面就不那么愉快了。罗淑亚一开口就在“惩办天津府县官员”一项上大做文章，他提出了“三员抵论”之说。
即以天津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直隶总兵陈国瑞三人为丰大业抵命。
曾国藩怒斥罗淑亚，他冷笑一声道：
“哼！岂有此理！中国官员并未参与械斗，丰大业是无知的老百姓打死的，与他三人何干？罗公使就不要做白日梦了吧！”
罗淑亚不再温文尔雅，他拍案咆哮道：
“法国国民闻讯后义愤填膺，强烈要求出兵中国，为殉职的领事报仇雪恨。目前，我们的军舰正开往中国，你们不答应的话，半个月后天津将夷为平地。一旦发生战争，其后果不堪设想，这个责任，谁来承担？”
一席话镇住了曾国藩。曾国藩半晌没说一句话，他在心里想：
“是呀！如果因为自己处理不当引起新的战争，那对朝廷将怎么交代啊！临行前，西太后一再交代要以忍让为原则，不要引起更大的争斗。如今，法国公使咄咄逼人，我该如何处理呀？洋鬼子固然可恨、洋教也令我生厌，但是，这我惹不起他们！可是，‘三员抵论’也太歹毒了，法国死了一个人，而且这个人引起民愤，是老百姓打死的，却要中国三位官员抵命，太过分了吧！”
想来想去，曾国藩不敢轻易答应罗淑亚的无理要求，也不敢轻易拒绝他的要求。崇厚站在一旁“打圆场”：
“公使先生，您的要求十分合理，我们可以考虑考虑。但是，‘三员抵论’恐怕有些不妥。中国的官员犯了法，应该交大清朝刑部治罪，你、我、他（曾国藩）皆无权惩治他们。这样行不行：我们立刻将张光藻等三人押回刑部，由刑部去定罪。”
罗淑亚一不发，曾国藩觉得有回旋的余地，便急切地说：
“捉拿凶手与赔偿损失都能进一步商榷，‘三员抵论’改为‘三员在押’，怎么样？”
法国公使勉强地点了点头。
曾国藩心中大喜，他暗想道：
“法国公使也算通情达理之人，他见好就收。还不错，事情总算得到了圆满的解决。杀几十个参与闹事的人也是应该的，那些泼妇刁民不可宠；赔点银子也无所谓，每逢中外发生冲突，就以割地赔款为交换条件，朝廷也习以为常了。只要他放弃‘三员抵论’就行，若是中国的官员为法国领事抵命，国人是不会答应的。现在‘三员抵论’改为‘三员在押’，罗淑亚不可能跟到刑部追究结果，他三人可免于重罚。”
曾国藩被蒙蔽了，他不知道法国公使来势汹汹的背后是虚张声势。罗淑亚已得到确实的消息：普法战争爆发，法国不可能在中国开仗。
所以，他大肆叫嚣为自己壮胆。罗淑亚达到了讹诈钱财的目的，他和他的英、美等国盟友得到了四十九万两白银，又发了一笔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