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初在江南战场上叱诧风云的曾大帅，如今却被小小的捻军托的焦头烂额。他不禁叹道：“谁让我破了金陵之后便遣散了湘军大部？没有子弟兵，如何打胜仗！”西太后可不管那么多，一道懿旨就把老曾由钦差大臣又给踢回了两江总督……
曾氏兄弟得到了大清朝的嘉奖，许多人都前来祝贺。
就在他兄弟二人得到殊荣时，其他人也被封赏。按理说，多年追随曾国藩的湘军将领应该得到一些实惠，但是，曾国藩有些不高兴。令他接受不了的是左宗棠等人竟然与他平起平坐了。
原来，在另一道上谕中，蒙古王爷僧格林沁和满族大将官文也得到了重赏。僧格林沁和官文不费吹灰之力，却与曾国藩同享胜利果实，这叫公平吗？尤其是湖广总督官文，他算什么东西！想当初，湘军缺饷少兵时，他多次刁难过曾国藩，朝廷对那一段事情了如指掌。金陵城是曾国荃攻克的，“粤匪”是曾国藩消灭的，与官文有关系吗？
重赏官文是对曾国藩的极大伤害。
李鸿章、左宗棠二人曾是曾国藩的下属，没有曾国藩的提携，有他二人的今天吗？可是，他二人如今与曾国藩可以平起平坐。李鸿章的淮军已经发展壮大，他加封伯爵。左宗棠更风光，他由浙江巡抚超擢为闽浙总督。
曾国藩痛苦万分，他领教了西太后的厉害。那个铁腕女人生怕湘军势力太大威胁到朝廷，她竟来个“釜底抽薪，”企图桃僵李代。
厉害、厉害！这一手太厉害了。
当年，咸丰皇帝处处防备曾国藩，担心湘军尾大不掉；今日，西太后笑眯眯地“踢了”他一脚，让他喝下苦酒不敢说。一心为大清朝付出，消耗了大好时光，还搭上两个弟弟。到头来竟被人家怀疑，岂不成了“没安好心的黄鼠狼”！
曾国藩越想越窝囊。
但是，曾国藩不会发火的。他知道事实不能更改了，就是自己再恼怒也于事无补，反误了卿卿性命。何必以卵击石呢！这大半生，经历的风风雨雨数也数不清，比现在更难堪的事情都有，他也闯过来了，今天又算什么！
不需要任何人来安慰他，反而，他要去安慰他人。那人便是三弟曾国荃。
曾国荃一向热衷功名，如今只得了个太子少保衔，比起左宗棠，他更窝囊。曾国藩担心脾气暴躁的三弟捅娄子，他连忙又劝慰又威吓，绝对不能让三弟在这个时候发牢骚。
屋漏偏逢下雨天。
就在曾氏兄弟心中不快时，又一道圣旨传来。这次点了曾国荃的名，西太后发难了，直截了当地说：“（曾国荃）指挥失宜，遂使伪忠酋夹带伪幼主一千余人，从太平门缺口突出。”
本来，事情的真相并没有几个人知道，而且如今李秀成、洪天贵福已死，是谁那么多嘴，向朝廷告了曾氏兄弟一状？
气死曾国藩了！
一气三弟往日太骄横，以至得罪许多人；二气知道内情的人太绝情，这件事准出在湘军内部；三气大清朝翻脸不认人；四气李鸿章、左宗棠一份“敲边鼓”的折子也没有。人都是互相抬举起来的，曾国藩提携过他们，他们却不在西太后面前为曾国藩美几句。
气归气，问题还得解决。
曾国藩上奏大清朝，他遮遮掩掩地讲述了李秀成、洪天贵福的“可耻下场，”并把上次请功折不实之词推卸给其他人，就是牺牲他自己，也不愿出卖三弟。
折子呈上去了，曾国藩于无人处狠狠地克了曾国荃一顿。曾国荃看罢上谕，他又气又怕，禁不住泪流满面。曾国藩看了，心疼起来，他对三弟说：
“你不是要回湖南老家吗？过几天就上路吧！你在营里呆不下去了，不如早点开溜。再有什么风波，大哥为你拦挡。”
在大哥面前，曾国荃可以打开心扉，他说：“我会连累大哥的。再者，如果西太后不明事理，专听奸佞小人的谗，责难我兄弟二人，逃了和尚，逃不了庙。我走有实际意义吗？”
“你必须尽快离开事非之地。你走后，我立刻裁兵，解散湘军，让朝廷彻底放心。”曾国藩的声调非常低沉，这说明他的心在流血。
“立刻裁兵，解散湘军？大哥，你疯了吗？”曾国荃惊诧不已。
曾国藩深深地叹了一口气，他走到三弟的面前，凝视曾国荃良久，这才开口道：
“现在，我比任何时候都清醒。打完了仗，还要湘军干什么！当初，先帝谕令我在籍训练团练时，我也没想到过有今天。后来，湘军渐渐地发展壮大，我们所遭受的苦难，你全看在了眼里。树大招风，枪打出头鸟。前人的教训不可不吸取呀！”
曾国荃有些担心，他说：“‘粤匪’残部尚未完全消灭，手中没了军队，行吗？”
“国荃，大清朝不缺能人贤者。李鸿章、左宗棠，他们正如日中天，又没有‘尾大不掉’之顾虑，西太后会重用他们的。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我不过是大清朝的一只‘走狗’，狡猾的‘兔子’死了，还会再养‘走狗’吗？我们要放明白一点，该隐退的时候，就得隐退。激流勇退是件好事，它可以保全我们的名节，让大清朝放心，让后人永记我们的功绩。”
曾国荃不禁暗暗佩服大哥的深邃与敏锐的洞察力。
本来，曾国荃想劝曾国藩趁机起事，与大清朝分庭抗争，现在看来没那个必要了。三年前，“天庭”微倾时，曾国藩都没有动歪点子，更何况今日呢！一个人甘心情愿地为他人卖命，哪怕他受了再大的委屈，他也无怨无悔。
曾国藩就是这样的人！
三天后，曾国藩又呈一奏折，以曾国荃身体欠佳为由，恳请朝廷恩准开缺三弟江苏巡抚一职，让曾国荃即刻抚回籍养病。
曾国藩料到西太后一定会准奏的，但也许会说几句客套话。他猜错了！西太后连一句客套话也没说，只赏给六两人参以示抚慰。
曾国荃气恼不已，他借酒浇愁，情绪十分低落。此时，正逢他四十一岁生日，曾国藩特作《沅甫弟四十一初度》七绝十三首诗，既表彰了曾国荃的功绩，又勉励他不要灰心丧气，他日一定有再次辉煌的时刻。
当曾国荃读到赠诗时，他感慨万分，对妻子、儿女说：
“还是大哥最了解我！你们看，他在诗中写得多好：‘九载艰难下百城，漫天箕口复纵横。今朝一酌黄花酒，始与阿连庆更生。’”
曾国荃之妻惨淡地一笑，说：“辉煌已成为昨天，你还是跟我回家共享天伦之乐吧！不当官更好，这些年你也吃了不少苦，该休养休养了。”
曾国荃回湖南老家了。
同治三年八月，曾国藩上奏朝廷，要求自解兵权。几天后，朝廷“恩准”了他的请求，同意他在半年之内解散十二万大军。
的确有十二万大军，可是，鲍超带走了二、三万人马，现在已归江西巡抚沈葆桢指挥。另有近五万水师由彭玉麟统领，也已编入长江水师部队。所剩不过五万左右，以前归曾国荃指挥。这五万人马是曾国藩的嫡系部队。
曾国藩向朝廷奏明情况，他保证在一个月之内解散五万嫡系部队。不过，他提出了两个小小的请求：一是湘军未用完的军饷拨出三分之一，作为遣送费，厚赠湘勇。剩下的三分之二全部送给李鸿章的淮军；二是湘军留下两千人马守卫金陵城。因为，他决定将两江总督府从安庆迁移至金陵，金陵城没有守兵不行。
这微不足道的要求，朝廷一定会答应的。
这微不足道的要求，朝廷一定会答应的。
接到曾国藩的奏折时，西太后悬着的一颗心总算落下了。她满意地对恭亲王说：“曾国藩太聪明了，自解兵权便是向朝廷表明了那颗忠心。像这样的忠臣，以后好好待他才是。”
恭亲王，人称“鬼子六，”他虽然没有斗过皇嫂西太后，但并不意味着他没本事。他对曾国藩一直持有偏见，曾国藩的那点“小九九，”他一下子就能识破。
“太后，臣以为不可再赏曾国藩。虽然他目前手中无兵权，但他有能力调动其他人的军队，这种人不得不防。”恭亲王果真“很鬼”。
西太后又是庸俗的妇人吗？当然不是！
她笑着说：“这一点，我早就想到了。曾国藩把大笔军饷送给了李鸿章，李鸿章又是他的学生，日后两个人的关系会更密切。不过，李鸿章也不是‘吃素的’，他会把自己的淮军送给曾国藩吗？老六，你放心吧！以曾国藩的个性，他日后不会反叛朝廷的。”
“但愿这位‘中兴第一名臣’能保住晚节。”恭亲王似乎仍有点不放心。
就在太平天国运动如火如荼之时，北方的捻军也在蓬勃发展。
捻军，又称“捻子”。咸丰初年时，它已初具规模，活动于安徽、江苏、河南、山东四省交界处。捻军与太平军有所不同，他们没有什么宗教信仰，也缺乏明确的纲领。起初，那些受尽压迫的穷哥儿们只懂得行侠仗义、劫富济贫，尚未成军。
当洪秀全在天京建立天朝以后，捻子里的不少年轻人也动了心。一个魁梧的棒小伙子高声叫道：“太平天国多威风，咱们也选个领袖，组织起来干吧！”
另一个附合道：
“对！就让张大哥挑个头，咱们也红红火火干起来！”
十几个年轻人一齐转向张乐行。有人说：
“张大哥，只有你行。人家洪秀全都做了天王，你也一定成！”
张乐行还想推辞。大伙儿不由分说，一齐把他举了起来，口呼：
“张首领、张首领！”
张乐行被感动了，他扯开洪亮的嗓门儿大叫道：
“成，我张乐行干了！带领咱们穷哥儿们拉起队伍干，建立捻军。”
这位三十来岁的北方汉子激动万分。他高高的眉棱、宽宽的下巴，没穿鞋子、打着赤背，裤子上还缀了几个大补钉。
就这样，张乐行“宣布就职”。
咸丰五年秋，皖北雉河集热闹非凡，散乱多年的捻子终于推出了盟主，捻军正式成立。几个月后，天王洪秀全封赏张乐行为征北大将、鼎天福，后又封为沃王。
到了同治年间，太平军渐渐走下坡路，而北方的捻军方兴未艾。当曾国藩的湘军对付太平军时，朝廷又派蒙古王爷僧格林沁带领蒙古骑兵打捻军。面对来势汹汹的骑兵，捻军采取了游击作战的方式，各个击破清军。
僧格林沁有勇无谋，他看到湘军节节胜利，又羡慕、又着急，什么时候才能像曾国藩那样引人注目呀？急迫之下，他率骑兵“乘胜追击，”夜行二百里，第二天早上落入了捻军的埋伏圈，他死在山东荷泽地区。
他的死让朝廷震惊不已。虽然西太后对僧格林沁早有偏见，但毕竟他是大清朝一武臣，一旦失去这个人，清廷就像失去了一只手。西太后决定厚葬“英烈，”以鼓舞后来人。
死了僧格林沁，谁去“接班”呢？
思前想后，西太后认为曾国藩是最好的人选。其一，曾国藩老谋深算，他不像僧格林沁那么不长脑子；其二，曾国藩有带兵打仗的经验，比派其他大臣更稳操胜券；其三，曾国藩对大清朝忠心耿耿，他一定会豁出命来打捻的。
同治四年春，一道圣旨传到了金陵总督府，朝廷谕令曾国藩立刻赴山东“督剿”。
对于“中兴第一名臣”曾国藩，西太后并没有掌握其思想动态，也忽视了他的情绪变化。曾国藩对大清朝忠心耿耿不假，但他再也不愿意豁出命来为大清了。
这十几年来的教训还不够深刻吗？
曾国藩已没有热情与精力去效忠朝廷。再者，湘军解散一年多了，总不能做无兵之帅吧！虽然朝廷已许愿把李鸿章的淮军交给他统领，但他一百个不乐意。客军难驭，他不愿自找难堪。而且，十几年的战争生涯，他早已厌倦。好不容易才得到一丝安宁，他要好好地为自己活几年。
曾国藩呈上奏折，恳请朝廷另行物色人材。
西太后震怒了，她不允许任何人反驳她。又一道圣谕传到金陵，他不敢再违抗圣命，只好仓促出征。
僧格林沁的失败给他提供了可供借鉴的经验，他意识到打捻军与对付太平军有所不同。捻军以骑兵为主，行动迅速、行踪不定，如果跟在其后穷追不舍，一定会像僧格林沁一样被捻军拖得疲惫不堪。
最佳的战略方针是：以静制动。等待对手上门，然后“关门”攻击他。曾国藩还根据捻军的特点，上奏朝廷以打为主，收买、瓦解为辅。因为，捻军有广泛的群众基础，若能收买、瓦解一部分人，切断捻军的粮草供应，取胜的可能性会大一些。
此时，西太后正忙着打击恭亲王，她无暇顾及打捻之事。她相信曾国藩既然能镇压几十万大军太平天国，对付小小的捻军更不成问题。她放手让曾国藩大胆地干，自己则腾出更多的精力去玩弄权术。
朝廷十分相信曾国藩的能力，他自己却整日忧心忡忡。
也可能是缺乏自信的缘故吧，对打捻是否能取胜，他在心里总要划上一个大问号。手中没有得心应手的军队，又不熟悉新的作战环境，曾国藩上阵之初便打了退堂鼓。
这时，好友郭嵩焘来信劝说他，才使他回心转意。
在给朋友的回信中，他说：“我今年都五十六岁了，看来没有机会回翰林院读书了。自从十四年前投笔从戎以来，我的后半生便与枪炮结下了不解之缘。如今，‘绳索’已把脖子紧紧套住，退不出来了。”
就在曾国藩重新鼓足勇气，准备再写一曲凯旋之歌的时候，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一个捻子未打，清军内部发生了火并。
事情的经过大致如下：
曾国藩从金陵动身到了徐州，来的时候，他带了仅存的湘军两千人。这两千士兵很不听话，一路逃跑了几十个，将领刘松山出于无奈，开枪打死了四个逃兵，这才压住阵。对此，曾国藩感慨万分，他想起了衡阳大战、田家镇大捷，也想起了围困安庆、攻陷金陵。如今，物是人非事事休，湘军那英勇无畏、所向披靡的气势已不复存在，两千湘军充当不了“王牌”。
到了徐州以后，另外两支军队更令他头疼。一支是陈国瑞率领的僧格林沁旧部，一支是刘铭传带来的淮军。加上他自己率领的湘军，三支部队组成了“杂牌军”。硬捏在一起的豆腐渣，最终还是会散的。
到了徐州以后，另外两支军队更令他头疼。一支是陈国瑞率领的僧格林沁旧部，一支是刘铭传带来的淮军。加上他自己率领的湘军，三支部队组成了“杂牌军”。硬捏在一起的豆腐渣，最终还是会散的。
先是陈国瑞与刘铭传干了起来。这个陈国瑞本是太平将领，后向清兵投降，认总兵黄开榜为义父。由于他作战勇猛、胆大心细，很快被僧格林沁所赏识。先后升为都司、游击、总兵，成为僧格林沁麾下一员猛将。
僧格林沁不但十分欣赏他，还很骄纵他，他养成了目中无人的坏脾气。平日里，除了僧格林沁的话还听，其他人根本治不住他。僧格林沁战死时，捻军如黑云压顶，清兵纷纷投降。陈国瑞跳上一匹战马，冲进敌阵，抢回了僧格林沁的尸体。
僧军兵败山东，朝廷处置了一大批官员，连山东巡抚阎敬铭、布政使丁宝桢也被革了职。惟独败将陈国瑞免于处分，他带着残兵败将驻扎在山东济宁。曾国藩“督战”后，朝廷将他拨给了曾国藩。他心中念念不忘僧格林沁，看曾国藩一百个不顺眼。
刘铭传是李鸿章手下的一员大将，他出生在安徽淮北地区。他的身上体现了北方汉子的彪悍与坚强，打起仗来也是不要命的。李鸿章很宠他，给他的一万淮兵全配置了洋枪，他的军队被称为“洋枪队”。
陈国瑞瞧不起刘铭传，刘铭传更不把败将陈国瑞放在眼里。他们带兵同住济宁城，磕磕绊绊总难免。士兵之间的小磨擦，刘铭传从不放在心里，陈国瑞误以为“铭”军是好惹的。
平日练兵的时候，陈国瑞这里杀声震天，刘铭传那边硝烟弥漫。僧军很羡慕铭军有洋枪、洋炮，他们便打了歪主意。一天夜里，趁刘铭传赴徐州之际，陈国瑞亲自带兵闯了铭营。淮兵奋起抗争，损伤十人，三百多条洋枪被抢走。
刘铭传能咽下这口气吗？
第三天夜里，他带兵一千闯了僧营，杀死僧兵五百多人，抢回了自己的洋枪。
事情一下子闹大了。陈国瑞跑到曾国藩面前，扬要以刘铭传的人头祭奠死难者；刘铭传更是怒不可遏，非要砍了陈国瑞的人头不可！
两边都不是曾国藩的嫡系，说谁，谁也不听。出于无奈，曾国藩来个“各打五十大板”。他希望尽快息事宁人，前线还等着他们去打仗哩！
陈国瑞挑起了事端，背理在先；刘铭传被迫还击，但“防卫过当”。
曾国藩让陈国瑞向刘铭传赔礼道歉，刘铭传则向陈国瑞赔偿“经济损失”。
“一审判决”刚刚下达，僧军残部就哗然起来了。陈国瑞有了支持者，他更加不买曾国藩的账！赔礼道歉成了一句空话。曾国藩也不想得罪他，便将僧军派往清江，以缓和他与淮军的矛盾。
孰料陈国瑞不依不饶，非要刘铭传赔他一百两白银不可。否则的话，军队不能开拔。
曾国藩火了。他拍桌子、打板凳，怒斥道：“败将陈国瑞，你不顾主帅的安危，送了僧格林沁的命。如今又寻衅滋事，本官非参奏一本不可！我制不了你，让朝廷来制你。”
当天晚上，曾国藩就写好了奏折，准备把陈国瑞的恶劣行径上奏朝廷。陈国瑞闻讯后，他第一次知道什么叫害怕。他“扑通”一声跪在曾国藩的面前，声泪俱下。
曾国藩总算平息了不该发生的恶性械斗。可是，他得罪了淮军。刘铭传等人认为他偏袒僧军，以至曾国藩指挥不动淮军。李鸿章在上海听说了这边的事情，他也很恼火。但碍于情面，他表面上站在曾国藩一边，暗中却怂恿刘铭传等人继续和曾国藩对着干。
这样的人际关系，能精诚团结打胜仗吗？
打捻之初，曾国藩处处不顺。他冷静地思考过这些问题，最后找出了问题的症结所在。一是手中没有真正掌握兵权，二是战略出了问题。下面，他要着手解决这两个关键性的问题，否则，打捻很难取胜。
一定要有属于自己的军队！
同治五年（1866）初，曾国藩得到了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三弟曾国荃重新被启用，他当上了湖北巡抚。既然如此，赶快让三弟在湖北、湖南一带招兵买马，增募新勇，以助打捻。
曾国荃在家乡早就呆不下去了，他接到上谕的当天就准备动身赴武昌。人尚未离开家，曾国藩的求救信便到了。
上阵父子兵，最浓兄弟情。
曾国藩打捻遇难，曾国荃能坐视不管吗？他毫不犹豫地挺身而出，招旧将、募新勇，仅仅一个月的时间，“新湘军”便有了一万五千人马。
至此，归曾国藩节制的军队有八万多人。它包括曾国荃的一万多人、陈国瑞八千人、李昭庆一万多人、鲍超的二万骑兵和刘秉章的二万骑兵。兵不可谓不多，饷不可谓不足。再斗不过捻军，曾国藩问心有愧。
手中有了兵权，下一步就是战争策略问题了。
曾国藩已深刻地认识到打捻与剿杀太平军有很大的不同。当年的“结硬寨、打呆仗”的战术能战胜太平军，今天用来打捻就行不通了。捻军的流动作战拖死了僧格林沁，也拖得曾国藩喘不过气来。看来，非改变战略、战术不可！
淮军大将刘铭传虽然骄横了一些，但他对钦差大臣曾国藩十分恭敬。他不忍心看着曾国藩在捻军面前束手无策，更不忍心看他遭受朝廷的斥责。于是，刘铭传献上一计。
“曾大人，我以为捻军多是骑兵之师，他们以流动作战为主，所以我们应制定相应的对策。皖北、山东、河南、苏北一带多平原，没有大山作屏障，只能以大河为阻隔。建立河防以对付捻军，如何？”
一听这话，曾国藩来了精神，他催促道：“说得具体一些，我们不妨议一议。”
刘铭传边说边比划：“东以运河为防线，西以沙河、贾鲁河为防线，沿河岸构筑长墙、壁垒，阻截敌人进入山东半岛和湖北一带。把敌人的整师切割开来，分段防堵，各个击破敌人。”
“好呀！此计妙也！”曾国藩兴奋地大叫了起来。看他那手舞足蹈的样子，一点也不像五六十岁的老者。
曾国藩基本上同意了刘铭传的建议，他补充道：
“敌人打败僧军，靠的是游击作战。若是我们把敌人困于黄、淮之间的狭窄地带，敌人便失去了骑师的有利条件。笼中有了困兽，我们还难捉住它吗？”
曾国藩对“河防大计”非常赞赏，他上奏朝廷说：“不出一年，捻军定被困于黄淮一带，捻军死期不远矣。”
可是，事情并不是想象得那么简单。
“河防大计”实施几个月了，不但没有消灭捻军，反而推进了捻军向北的进程。眼见着捻军要渡黄河，京城受到了严重的威胁。大清朝震惊不已，掌握朝政大权的西太后十分气恼，她大骂曾国藩是个笨东西。
随之而来的是朝中众人发难，不少人纷纷弹劾曾国藩。曾国藩为了保全身家性命，他上奏朝廷，乞求革去他钦差大臣、两江总督等职。但他也表明自己的心愿：不愿离开前线，以散官的身份留营效力。
接到曾国藩的奏折后，西太后对她几位军机大臣说：
“这个曾国藩，没有本事打捻，他的嘴还真硬。他不服输，恳请以散官的身份留营效力。这可能吗？哀家想过了：曾国藩消灭了‘粤匪’，他对朝廷立下过大功，现在虽有错，但总不能一脚踢开他吧！不如让李鸿章去接任他，令他回金陵做他的两江总督。”
恭亲王不敢反对西太后的决议，他恭维道：“太后考虑得十分周到，臣以为此乃妙计也！让李鸿章去接任他，令他回金陵继续做两江总督，既能让李鸿章有力地打捻，又不太损伤曾国藩的自尊心，一举两得也。再者，江南被‘粤匪’占据十多年，早已满目创痍，也该休养生息了。曾国藩打捻不行，稳定社会、发展生产总应该行吧！”
“老六，你总是个明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