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九年十二月底，日经指数涨到了接近三万九千点。

那天休息室里有人开了啤酒。

电视里的主持人笑着谈论四万点，旁边的人已经开始讨论五万点什么时候到。一个刚进公司的年轻人问我，要是指数真到五万点，我会不会后悔。

我说当然会。

谁会不后悔呢？

看着别人挣钱，自己口袋里只有几枚硬币，哪里会有什么超然的心境。

我只是没想到，那竟然已经是山顶。

第二年开春以后，最初的变化很小。

先是股票不再像过去那样容易涨了。

然后银行的人来得少了。

再后来，几个总在休息室里谈股票的人开始不看电视。电视一开到财经节目，他们就去抽烟。

我那时在一家给建设会社供应材料的仓库做现场事务。

过去每到月底，司机都要排队等着卸货，水泥、钢材、管件一车接一车往工地送。到了春天，有两家长期客户忽然要求延迟送货。

五月又取消了一家。

六月，仓库最里面堆着的一批建材已经一个多月没人来提。

社长还说只是暂时的。

七月开始拖工资。

我太熟悉这种说法了。

大阪工厂出事前，我也曾经告诉别人，只是暂时周转不开。

公司最先减少的是临时工。

然后停掉夜班。

再然后，连做了十几年的正式员工也开始被叫进办公室。

变化快得让人来不及习惯。

前一年还因为叫不到出租车而在银座街头挥万元钞票的人，第二年已经开始计算电车月票能不能少买一个区间。

房地产中介的玻璃门上贴满降价广告。

曾经告诉所有人“东京土地永远不会跌”的人，又开始解释什么叫调整，什么叫技术性回落，什么叫长期价值仍然存在。

这些词我都听过。

以前工厂亏钱的时候，我也很会发明词。

订单减少叫暂时波动，资金周转不开叫扩大经营带来的阵痛。

后来我才发现，人最喜欢发明这些词的时候，往往正是已经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

至于那些词究竟能撑多久，我很快就亲眼看见了。

河野是在那年夏天来找我的。

我差点没认出来。

他的西装还是那一套，表却不见了。头发有些乱，站在仓库门口问我能不能借十万日元。

我愣了很久。

两年前，他还问我要不要跟着他发财。

“房子卖不掉。”

他坐在自动贩卖机旁边，手里捏着一罐没打开的咖啡。

“银行还在收利息。会社也快不行了。第二套房当时买得太高，现在就算降价卖，卖掉的钱也不够还贷款。”

我问第一套呢。

他笑了一下。

“第一套拿去给第二套做追加担保了。”

我听完以后，很久都不知道该说什么。

最后我借给他三万。

那是我当时能拿出来的全部。

他走的时候反复说会还。

然后我就再也没见过他。

后来听别人说，他回了斡瘛8盖椎挠∷36惨蛭嫠1＃灰幸黄鹱氛

我不知道他最后怎么样了。

那时候，我还以为河野只是运气不好。

做生意总有人赚钱，也总有人赔钱。买房买在最高点，偏偏又碰上会社经营不善，这种事情虽然倒霉，也没有什么难以理解的。

可没过多久，我就发现，倒霉的人似乎越来越多了。

先是以前一起喝酒的人不再谈股票，接着是几个做房地产的熟客突然没了消息。

建设会社开始延迟提货，工地要求把送货日期往后推，连过去最爱催我们多备一点材料的社长，也开始问已经订下的货能不能退掉。

我慢慢有了一种很不舒服的感觉。

河野遇到的事情，也许并没有那么特别。

到了后来我才知道，人们会把那几年的变化放在一起，给它一个很简单的名字。

可站在一九九年的东京街头，没有人会在某一天突然收到通知，告诉你繁荣已经结束了。

你能看到的，只是身边一个又一个人开始缺钱。

老板开始拖工资，银行不再像以前那样追着人贷款，工地停下来，仓库里的货越来越久没人提走。

前一年还在讨论下个月买哪块地的人，过几个月以后，已经开始计算手里的现金还能撑多久。

我也是在这种时候，才一点点觉得，眼前发生的事情恐怕比河野一个人的失败要大得多。

过去我总把“破产”理解成一次判断失败。

合同签错了，钱借多了，生意做亏了，最后房子被收走，公司也归别人。

等我真正站到下面以后，才发现经营没有这么简单。

一间会社倒下，最先消失的当然是老板的钱，可事情不会停在那里。

工资发不出来，熟练工就会离开；材料商拿不到货款，下一家工厂也可能跟着缺货；已经做到一半的工程停在那里，新的承包商接手以后还要重新检查、重新组织人手。

原本账面上只差几千万日元，拖上几个月，最后需要填进去的钱可能已经翻了几倍。

裁掉一个人也是一样。

以前坐在办公室里，我看到的是人工费减少了多少。

后来真正做过现场，我才知道一个干了十年的老工人离开以后，新来的人要多久才能顶上；一个熟悉仓库位置的班长被辞掉以后，一车货为什么会比平时晚两个小时发出去。

这些东西很少会写进最开始那张削减成本的表格里。

可它们最后都会变成钱。

我并没有因此觉得会社就不该裁员，也没有觉得经营者应该养着所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