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营的士兵加上原来那批工人，在徐州北站和周边几个临时征用的仓库之间来回折腾了将近十天。坦克被开到了城东一座废弃的兵营里，那兵营是北洋时期修的，操场够大，能停得下一百多辆坦克。重炮被拉到了城西一个山坳里，那里有个旧的军火库，是抗战前修的，位置隐蔽，唯一的缺点是路不好走，汽车团的重型卡车拖着炮架在山路上爬，爬得离合器片冒烟。弹药分散在三个县，租了地主家的粮仓、祠堂和一座废弃的关帝庙。关帝庙里堆满了炮弹箱，关公像前面码着航空炸弹，管仓库的排长觉得不妥，拿了一块布把关公像盖上了，嘴里还念叨了两句。

后勤部的人在这十天里瘦了一圈。不是夸张，是真瘦了。孙中校的皮带往里收了两个扣眼。他白天在货场上盯着装卸，晚上回办公室对账，账对到半夜对不下去了――数字太多，每一箱都要登记编号、品种、数量、入库位置，一张入库单写错了三个地方，他撕了重写，又写错，最后把笔往桌上一拍，趴在桌上睡了一个小时，起来接着写。

他最怕的不是累。是出事。

这么多武器弹药堆在徐州周边，这个消息根本瞒不住。货到第二天，徐州城里茶馆的说书先生就在讲“苏联铁甲车”了，讲得有鼻子有眼，连坦克炮管有多粗都编出来了。孙中校听了之后差点把茶杯摔了。他知道这些说书先生的消息来源是那些征调来卸货的工人，工人回去跟家里人说了，家里人又跟邻居说了，邻居传到街上，街上传到茶馆，茶馆里再添点油加点醋，一列军列就变成了十列。

说书先生知道，间谍能不知道？

孙中校在入库的第三天就发现仓库周围有生面孔在转悠。不是本地人，操着外省口音，在仓库外面的山坡上站着抽烟，一站就是半天。孙中校派了几个便衣去盯着，发现那几个人天一黑就不见了，第二天又换了一拨新面孔。他没敢等，直接报给了军统驻徐州的工作组。

军统的人来了一看，当天晚上就在仓库周围加了明岗暗哨。明岗是穿军装的，背步枪，在仓库门口站岗，每两小时换一班。暗哨穿便衣，藏在附近的民房里和山坡上的树丛里，枪上着膛。孙中校还觉得不够，又在弹药库周围拉了一圈铁丝网，挂了几盏探照灯，把附近的野狗都撵走了――怕狗碰倒了什么东西。

但他最怕的不是间谍搞破坏。他最怕的是自己人出事。

徐州这个地方，龙蛇混杂。部队多，番号杂，有中央军的、有地方军的、有保安团的、有各种名目的游击支队。这么多武器堆在这里，谁看了不眼红。入库第二天就有两拨人来“借”东西。一拨是附近驻防的一个团长，带着两个兵开着一辆卡车来了，说前线吃紧，先借几箱手榴弹应应急，回头补手续。孙中校问他有没有调拨单，团长说有，拿出一张纸条，上面写了几行字盖了个模糊的章。孙中校接过来看了十秒钟，还给他说：“这个章不对，是萝卜刻的。”

团长脸一红，嘴上还在硬，说是师部批的条子。孙中校没跟他吵，把军统驻站的人叫过来。那个军统的人什么都没说，就站在那儿看了团长一眼。团长带着两个兵开着空车走了，走的时候卡车后轮碾过泥坑，溅了孙中校一裤腿的泥。

另一拨更离谱，来的是个自称“豫东抗日挺进队”的人，穿一身灰布军装，没有领章，没有证件，带了一个排，说要领“上级答应给我们的重炮”。孙中校问他上级是谁，他说了个名字，孙中校没听过。问他要公函，他拿出一封信，信纸是民用的红格子信纸，上面用毛笔写了几行字，连个公章都没有。孙中校把信还给他，说了一句：“你回去告诉你们上级，要重炮可以，拿军政部的调令来，拿不来就别再来，下次再来我不客气了。”

那人还想说什么，孙中校已经转身走了。他走了两步回头看了一眼，发现那人带着的那个排都背着枪，站在路边抽烟。他心里凉了一下。这批货要是没有人看着，不出三天就能被各路“抗日部队”搬空。

从那以后，孙中校在仓库周围放了双岗，所有进出人员登记签字画押，没有他和军统的双重签字，一箱子弹都别想拉出去。他还让手下的参谋做了一本账，每天更新一次库存数字，晚上亲自送到警备司令部备案。账本上每一项后面都画了一个圈，表示核对无误。他把这个账本叫“命根子”，搁在铁皮柜子里锁着，钥匙拴在裤腰带上，睡觉都不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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