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情况,恰好最适合我们发挥,我们要让他们的人民知道,他们现在过的生活和我们的生活水平之间,究竟横亘着多么巨大的一道鸿沟。
当那些国家内部的国民们每天连吃饱肚子、穿暖衣服都成问题的时候,当他们从广播和报纸上看到被他们的领袖描绘成恶魔的我们,却能够轻轻松松地吃饱穿暖、生活富足。
那么,那些人民还会再选择去拥戴他们那些无能的政府吗?
只要他们内部民众对制度的信心开始动摇,那么,他们的衰落便指日可待了。这场战争的战场不在坦克的履带下,而在人们的心里。”
1962年,捷克斯洛伐克国内的官方报纸《红色权利报》不得不公开承认。
以目前捷克斯洛伐克的整体生产力水平,其农业产量甚至还没有恢复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之前的1938年水平。
1963年,在整个社会主义阵营那张令人尴尬的经济统计报表中,捷克斯洛伐克成为了唯一一个经济出现停滞甚至是倒退的社会主义国家。
严峻的国内形势让诺沃提尼不得不咬着牙启用年仅四十四岁的经济学家希克,在捷克斯洛伐克开展一场旨在挽救危局的新经济体制改革。
斯大林看着天幕上那段《红色权利报》公开承认农业产量不如战前的画面,脸色极其难看。他将烟斗从嘴边拔下来,用一种极其不满的低沉语调在会议室里说道。
“这种动摇人心、自揭疮疤的负面报道,怎么可以如此公然地刊登在报纸上?有问题可以关起门来解决问题,但是如此公然地、不加任何掩饰地在报纸上报道出来,这会极大地动摇整个社会的人心和士气!
你告诉人民我们现在的产量还不如战前,这不是等于在帮敌人做宣传吗?”
同时,斯大林也开始在心中默默地思索着:毛熊未来的政策是否在方向上出现了某种根本性的问题?
他反复审视着天幕上那些经济数据,试图找到那条错误路径的。
而此时,捷克斯洛伐克国内的人民看着天幕上那段关于自己国家农业和经济的冰冷叙述,有些人脸上露出了难以置信的表情。
他们现在的生活水平,确实比战前好了不少。虽然捷克斯洛伐克境内现在有着哥特瓦尔德推行的严格高压管制,但是只要安分守己,这种管制还勉强在他们可以忍受的范围内。
但是,他们无论如何也无法理解,为何在整整十三年之后的1963年,他们国家的农业生产力水平,居然还远远不及十二年之前?
一时之间,整个捷克斯洛伐克境内的人们都在私下里悄悄地议论着这个让他们感到困惑和不安的问题。
但是,碍于哥特瓦尔德那套严密监控论的政策,他们也只能在自己的亲友和邻居之间进行暗地里的讨论,不敢在大庭广众下发出任何疑问。
而那些一直在心底里抗拒集体农庄政策的捷克斯洛伐克农民们,则像是在天幕上这段内容中找到了一个巨大的宣泄口一般。
他们认为,正是因为这个违背农业生产规律的集体农庄政策,才导致了捷克斯洛伐克未来的农业生产水平变得如此严重地落后。
而在布拉格,哥特瓦尔德看着天幕上那段对自己国家未来经济状况的冰冷描述,也是气愤万分。
他猛地一拍桌子,对着身边的萨波托斯基和几位核心幕僚用一种近乎咆哮的语调厉声说道。
“这是污蔑!这是对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建设的赤裸裸的污蔑!
有着毛熊的大力支持和正确的社会主义经济政策,我们在未来怎么可能反而出现农业生产水平还没有恢复到1938年水平这种情况?这是敌对势力编造出来的谎!”
虽然他嘴上这么说,语气强硬得不容置疑,但是,他那紧握着拳头的指节微微泛白,一丝隐隐约约的不安已经开始在他心底最深处悄然蔓延开来。
严峻的国内形势让诺沃提尼不得不启用年仅四十四岁的经济学家希克,在捷克斯洛伐克开展一场旨在挽救危局的新经济体制改革。
但是,这场仓促启动的新经济体制改革,由于来自党内保守派的层层阻挠和制度本身的惯性束缚,最终没有得到任何实质性的效果。
随着经济改革的失败,伴随着捷克斯洛伐克内部长期被压制的民族矛盾等问题逐渐浮出水面,捷克斯洛伐克国内的不满情绪越积越多,如同一座被不断加压的火山,岩浆在地底翻滚咆哮。
斯大林逝世之后,随着赫鲁晓夫登上权力舞台并提出了三和政策,毛熊对于整个东欧地区的高压态势也随之有所缓和。
对于当时的赫鲁晓夫来说,只要这些东欧各国愿意继续站在社会主义的旗帜之下,继续团结在以毛熊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周围,那么毛熊对于东欧各国在内部政策上的容忍度是相对比较高的。
他默许了各国在毛熊框架内进行有限的调整和试验。
然而,随着赫鲁晓夫的下台、勃列日涅夫入主克里姆林宫之后,局势开始有了微妙的变化。
勃列日涅夫在最初上任的那几年,将主要精力全部放在了国内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和巩固自己那尚未稳固的权力核心上。如何击败柯西金和波德戈尔内这两个最强大的政治对手,是勃列日涅夫当时压倒一切的首要目标。
因此,在外交政策上,此时的勃列日涅夫基本延续了赫鲁晓夫时代对东欧盟国相对宽松的态度,甚至在某些时候,他还刻意展现出了比赫鲁晓夫更加宽宏大度的包容气度,以便为自己在国内的政治斗争中争取更多的外交空间和时间。
这一切,都让布拉格的改革者们产生了一种错觉:莫斯科的容忍度似乎比想象中要大得多。_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