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家栋和郑导上了车，小马发动引擎，车子缓缓驶离工人体育场。
车里安静了好一会儿，郑导才终于忍不住开口：“家栋啊，你刚才那些话――说得可太大胆了。”
他靠在座椅上，手指在膝盖上轻轻敲着，语气里带着一种事后回味的后怕：“你想想，黄导为了今年的春晚，从去年年底就开始筹备，光是这个四面台的方案，前前后后开了不下十几次会。场地从演播室改成工人体育场，光是场馆租赁、舞台搭建、设备采购――这笔投入，少说也得好几百万。这是多大的手笔？多大胆的创意？”
他转过头，看着张家栋，语气里带着一种复杂的情绪：“你好不容易才跟黄导搭上线，人家对咱们夏朵也支持、也信任――结果你一见面，就把人家最得意的大手笔给全盘否定了。我怕……我怕黄导会觉得咱们越权，觉得咱们一个县合作社的厂长，凭什么对春晚的总导演指手画脚？”
张家栋没有立刻回答。
他靠在座椅上，目光望着车窗外渐行渐远的工人体育场，沉默了好一会儿，才缓缓开口：
“老郑，你说的这些，我都明白。但刚才我在跟黄导说话的时候，一直在观察他的表情。”
郑导微微一怔：“观察什么？”
“他一直都没有说话，是最好的回答。”张家栋转过头，看向郑导，“黄导是什么人？他是春晚总导演，是见过大风大浪的人。如果他觉得我刚才那番话完全是外行瞎说、不值一驳，他会当场笑一笑敷衍过去――他不会向这样选择沉默。”
他思索了一下，才继续说道：“可他沉默了好几秒。那几秒钟里，他脸上的表情，不是生气，也不是不耐烦――是在思考。他嘴上没有说，但我的直觉告诉我――他至少把我那番话，听进去了几分。”
张家栋的目光在车窗外的风景上停留了片刻，又补了一句：“即便他没有完全听进去，经我这么一提醒，他在后续的筹备中，至少也会多考虑一些那些风险。哪怕他最后依然决定按原计划走――但心里有了这根弦，真到出了问题的时候，也不至于措手不及。”
郑导听完，沉默了片刻，然后缓缓点了点头，语气里带着一种释然：“你说得也有道理。黄导这人，虽然主意正，但也不是听不进意见的人。去年《吃面条》终审的时候，要不是陈佩斯和朱时茂现场表演打动了他，再加上陈光耀老爷子的面子――咱们那个节目还真不一定能过。说明他不是那种一根筋走到黑的人……”
张家栋点了点头，目光里带着一种对前辈艺术家的敬重：“我认可黄导的为人。能在那个位置上坐稳的人，不可能是个听不进意见的莽汉。他只是心气儿高，想在今年的春晚上搞个大突破――这种心情，咱们也能理解。但正因为他是个有经验、有阅历的老导演，他更不可能不考虑演出可能面临的风险。”
他顿了顿，语气里带着一种沉稳的笃定：“他这会儿嘴上没表态，但我相信，他那脑子里一定已经开始转起来了――工人体育场那么大，冬天又是北京最冷的季节，万一赶上刮风下雪，演员在台上冻得说不出话，设备出故障……这些事儿，他心里不可能没数。只是他作为总导演，当着那么多人的面，不能轻易松这个口。咱们把话递到了，剩下的，就看他自己的权衡了。”
郑导听完，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没有再说什么。车子沿着东二环缓缓驶出，窗外的天色却在不知不觉中暗了下来。
张家栋抬眼望去，只见天际线上不知何时堆积起一层层厚厚的灰云，像一床沉重的棉被，缓缓压向北京城的上空。
风也渐渐大了，卷起地面上的枯叶和尘土，打着旋儿从车窗外掠过。路上的行人都裹紧了棉袄，缩着脖子加快了脚步。空气中隐隐透出一股湿润而清冷的气息――那是雪的味道。
“怕是要下雪了。”郑导也顺着他的目光望向窗外，语气里带着一丝担忧，“这要是真下起来了，工体那边露天施工，可就更难了。”
张家栋收回目光，沉默了片刻，然后坐直了身子：“老郑，等下回去，我让办事处往青岛挂个电话――让厂里安排发一车羽绒服到工体的工地来。”
郑导闻一愣，转过头看着他：“羽绒服？给谁的？”
“给工地上那些施工的工人们。”张家栋靠在座椅上，语气很平静，“还有灯光、音响、摄像那些技术人员。他们在室外一站就是一天，天寒地冻的，要是再赶上一场大雪，连个遮风挡雨的地方都没有。咱们夏朵本来就是做防寒服的，送一车过去，也算是对黄导工作的支持。”
郑导听完，目光在张家栋脸上停留了片刻，随即点了点头……
往后的几天里，张家栋几乎每天都和陈佩斯、朱时茂一起扎在北影厂的排练室里打磨节目。
排练室不大，约莫二十来平米，四面白墙，地上铺着老旧的木地板，踩上去吱呀作响。
墙角立着一面落满灰尘的穿衣镜，窗台上搁着几个搪瓷茶缸和半包皱巴巴的大前门香烟。
屋里没有暖气，只在墙角生了一个铸铁煤炉子，橘红色的火苗从炉门的缝隙里透出来，把周围一圈地面烤得暖烘烘的，可离炉子远一点的地方，冷风就从窗缝里钻进来，冻得人直跺脚。
陈佩斯和朱时茂在这么艰苦的排练条件下，却浑然不觉。
两人一个穿着那件单薄的夏衫，一个裹着军大衣，在排练室里一遍又一遍地走着戏――
“导演！您这儿招演员不？我啥都能演！”
“我们这儿要拍一场夏天的戏，不能穿棉袄。你能行吗？”
“行！怎么不行！我从小就不怕冷！”
“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