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李满江，今天是我十岁生日。

这次的生日和以往一样，没有蛋糕，没有蜡烛，甚至没有一句祝福。

但是和以前不一样的是，这次生日我收到了一个噩耗，医院说我爹病重，快让我去医院。

从小到大我的身体都不太好，我的脑子有病。

为了能让我住院治病，我爹除了在厂里干活外还要跑去黑矿里挖煤，拿命换钱。

可随着他在黑矿场干活时间长了忽然就病重了，医生说是煤灰吸进肺里得了尘肺，已经没救了。

直到我爹下葬头七，矿上都没给一分钱赔偿，他们推脱说那是他自己的命，谁让他去挖的？

而且那是个黑煤矿，在七十年代矿场死人几乎是常事，我们根本就拿他们没办法。

我的病没治好，我爹反而比我先病死了。

可老天好像非要证明，我的命还不够惨。

我爹他下葬的那天，我妈当场就疯了。

医院说什么重度创伤后应激障碍，我听不懂那是什么意思，我只知道我妈不认识我了。

她不认识任何人，天天对着空气喃喃自语，后来只能靠吃药抑制，但一停药就彻底失控。

我爷爷奶奶因为接连的打击脑梗中风，一个偏瘫在床，一个痴呆不语，吃喝拉撒都得人伺候。

后来我长大了一点成了大小伙子，也可以进厂干活了。

在这个时代，别人在我这个年纪的时候都在往大城市跑，谈梦想，谈未来。

而我，则是成了这个风雨飘摇的家唯一的顶梁柱。

从十七岁开始，我就出来进厂打工，每个月工资只给自己留下一点生活费外剩下的一分不少全打回家里。

我住在城中村里租了最便宜的十几块钱一个月的房子，夏天像蒸笼，冬天像冰窖。我在这个小房子里吃了八年的凉水窝头，衣服破了就拿胶布粘，就这么过了好几年。

虽然我工作了八年可一分钱存款都没有，全都用来还债看病买药。

因为我妈的药比我的命贵，爷爷奶奶的护理费比我的骨头重。

我自己看不起病，连自己脑子里的病也看不起。

这几年我常常头痛欲裂，大夫说我脑子里的个脑瘤更严重了，可我没钱治病。

我连挂号费都嫌贵，所以捡了点最便宜的药吃了继续去厂里干活，空闲的时候也去工地搬砖。

前段时间我实在撑不住了，脑子像一根快要绷断的弦，工头也嫌我干活慢把我辞了。

我只好一边干日结，一边继续找工作，我以为只要我熬过这一段就好了。

可我妈偏偏在这个时候出事了。

我在外面接到邻居的电话，说我妈在家浇地的时候摔倒了，把腿摔骨折了，骨头断成两截，露出外面，血流了一地。

我连夜赶了回来，为了凑那几百多块钱的住院费，我给所有的亲戚下跪，磕头磕到额头全是血，才借来了一半的钱。

那几天我白天在医院伺候她，晚上就蹲在医院走廊的角落里哭，眼泪流干了只剩下了麻木，可我还得坚持下去。

所以我把家里的地卖了，又去卖了血才凑齐了给我妈治病的钱。

我记得那天我去交住院费，口袋里只剩下了几分钱。

我妈躺在病床上腿上打着两根钢钉，我一直陪在她身边，但是她不认识我了。

医生说，她这个年纪，加上这个病，以后即便康复了，也彻底失去了自理能力，身边离不开人。

我没有放弃。

只不过我要等她彻底好起来，能在床上自己翻身下地我才能出去打工。

出院后我带着我妈回了家，但是村里没有活，我断掉了所有的收入，因为我脑子里有脑瘤也没人敢请我干活。

幸好村里人可怜我，让我在生产队看库房。

我本来以为不管怎么样总会好起来，可没几天我妈就去世了。

她去世的时候我记得那间破土屋里很黑，桌上唯一的那半根蜡烛也燃尽了。

我整个人的精气神都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