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历二年，三月，暮春。

洛阳城外的柳枝终于抽出了新绿，桃花、杏花在料峭春风中怯怯地绽放，为这座被血腥和恐惧浸泡了一整个冬天的都城，涂抹上几分勉强的、脆弱的生机。然而，城中那无处不在的肃杀与凝滞，并未因季节更替而真正消融。只是，一种新的、奇异的“秩序”与“效率”，开始在沉默与恐惧的冻土上，如同那些早开的花一般，有些畸形地生长起来。

白色恐怖如同最有效的除草剂，将公开的、有组织的反对声浪彻底物理清除。曾经在朝堂之上慷慨陈词、引经据典驳斥新政的“旧党”领袖，要么身首异处悬首城门，要么阖家流放瘴疠之地，要么削职为民圈禁乡里。他们的门生故吏、姻亲盟友，要么紧随其后遭受清算，要么噤若寒蝉，惶惶不可终日，唯恐大祸临头。盘根错节、阻碍了帝国肌体运转上百年的门阀世家、既得利益集团，在女帝冷酷无情的铁腕和酷吏们无孔不入的罗织下，遭受了自南北朝以来最沉重、最彻底的打击。虽然其根基并未被完全铲除，但至少在表面上，他们已经丧失了公开对抗的勇气和能力。

道路，被强行铺平了。用无数的人头、家族的破灭、以及整个统治阶层的集体失语为代价。

于是，那些曾经争吵数年、议而不决、或推行起来阻力重重的新政措施，开始以一种前所未有的、近乎“顺畅”的速度，在帝国的肌体上推行开来。这种“顺畅”，并非源于共识与拥护，而是源于极致的恐惧和生存本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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