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颖达更提出：“应明确‘卫护圣道，尊崇经义’为本法之首务。”

最终，在狄仁杰的斡旋下，第一条定为：“朕绍承天命，抚育a民，尚文治以开太平，防奸以正视听。为彰教化，通下情，杜诽谤，靖人心，特颁此《出版及论条格》，凡在大唐疆域之内，以文字、图画、印刷、抄录等方式，制作、刊印、发售、传播、公然讲授各种文书、书籍、报刊、告示及其他类似载体者，皆需遵行。”巧妙地融合了各方诉求，将“开文治”与“防奸”并列，并扩大了适用范围。

核心的“禁止条款”是争论的焦点，直接对应李瑾的“四层论”。

第一层“核心禁区”相对容易达成一致。条款明确规定：“凡有谋反、谋叛、谋大逆（指危害社稷、皇帝、皇室），泄露国家机密（具体范围由兵部、枢密院界定），勾结外敌，传播妖术邪教（特指以聚众作乱、危害社稷为目的之符咒、谶纬、邪法）之文字图画，主犯处斩，家属流三千里，财产没官。从犯及知情传播者，视情节轻重，处绞、流、徒刑。刊印、发售、传播者，同坐。”措辞严厉，不留余地，众人无异议。

第二层“伦理与秩序红线”争议开始出现。对于“诋毁人伦纲常”，孔颖达要求明确列出“非议君臣、父子、夫妇、尊卑之常经，或鼓吹无父无君、悖逆人伦之说”，并主张“一经发现，即行禁毁，作者、刊者流三千里”。魏元忠等人则认为“非议”一词过于模糊，易成罗织借口，建议改为“公然煽动、教唆他人背弃君臣、父子等人伦大义，或撰文系统性否定、诋毁之”，并强调需结合具体情节和后果量刑，不能一概流放。最后折中为：“撰造、刊印、传播文字图画，公然煽动、教唆他人背弃君臣、父子、夫妇等伦常，或蓄意撰文系统性诋毁、否定人伦纲常，足以惑乱人心、败坏风俗者，视情节轻重，作者、主刊者处徒、流刑。”增加了“蓄意”、“系统性”、“足以惑乱人心”等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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