麟德三年元月，新岁朝贺的钟磬余音犹在耳畔，一道明发天下的诏书，便如巨石投入朝堂这潭表面平静的湖水，激起了远比岁末“国帑增巨万”更汹涌、也更复杂的暗流。

“制曰：朕绍承鸿业，励精图治。盐铁之利，国之大柄；漕运之通，民生所系。今专营初行，成效卓著，为求长策，永固邦本，特设‘诸道盐铁转运使司’，总理天下盐、铁、茶榷酤之政，兼领漕运、市舶及相关财赋转输事宜。兹事体大，着由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李瑾，兼领诸道盐铁转运使，全权处置，便宜行事。各道、州、县有司，并所辖盐场、铁监、漕司、市舶等官吏，皆需协力听命，不得有误。**钦此。”

诏书不长，但字字千钧。

“诸道盐铁转运使司”――这是一个全新的、前所未有的庞大机构。它不仅将原本分属户部、工部、地方州县乃至内侍省的盐铁茶等专营权力高度集中，更将帝国的经济动脉――漕运，以及对外贸易的窗口――市舶司，一并纳入囊中。其职权之重，涵盖之广，实权之大，自开国以来，前所未有。而李瑾，以首相之尊兼领此职，等于将大唐帝国近半的财政收入、最重要的物资流通命脉，牢牢掌控在了自己手中。

这已不仅仅是“位极人臣”，而是真正触及了帝国统治的“钱袋子”和“米袋子”，是赤裸裸的、前所未有的经济集权。

朝野上下，为之失声片刻，随即暗流汹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