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廿四，建武帝下诏，曰：“夫张官置吏，所以为人也。今百姓遭难，户口耗少，而县官吏职所置尚繁，其令司隶、州牧各实所部，省减吏员。县国不足置长吏可并合者，上大司徒、大司空二府。”

这一诏令针对地方政府的机构庞大而颁发，由于天子的重视以及大司徒、大司空两公的全力配合，裁并工作进行得十分顺利。在较短的时间内，省并四百多个县邑，山东、河北之地省并数目最多，其中琅邪国省并了四十七城，勃海国省并二十七城，巨鹿郡、涿郡、山阳郡、西河郡各自均省并二十余城。

九月三十，时逢日食，执金吾朱浮上奏，指出建武帝执行的“法理严察”所带来的弊端，称以往频繁撤换郡县太守、县令，新旧更替，车马劳顿，无法让那些官吏在短暂的任期内真正发挥作用。另外，有些监察官吏公报私怨，往往对地方官吏吹毛求疵，苛求长短，以此取媚皇帝。太多严苛的举劾和纠弹，反而使得真假难辨，地方治理因此无法得到有效改善。

针对这一奏章，朝臣廷议，建国之始刘秀的初衷乃是以严法来整饬吏制，却不料急于求成，没有预料到结合当前的实际情况。刘秀表示愿意接纳谏，从此地方守令的任免不再如此频繁。

冬十月十一，诏令曰：“吾德薄不明，寇贼为害，强弱相陵，元元失所。《诗》云：‘日月告凶，不用其行。’永念厥咎，内疚于心。其敕公卿举贤良、方正各一人；百僚并上封事，无有隐讳；有司修职，务遵法度。”

相对数月前的裁员诏令，建武帝又颁布了推举贤良、方正的诏令，国内政策体制的重心在不知不觉中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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